姜惠泉

在我房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两把熟悉的杌子，漆皮斑落，露出木头本来的面目。看着这两把敦实牢固的杌子，我的思绪不由飘到了四十七年前。

1979年，我们全家告别了不足20平方米的两间半小南屋，搬到翻新的四间宽敞明朗的房子。这座房子原来是我三爷爷的旧房子。三爷爷没有儿子，唯一的女儿还是三奶奶改嫁带过来的。三爷爷去世后，精神失常的三奶奶被她女儿接到沈阳去了。三奶奶走的时候，这四间房屋已经破烂不堪，很快西边用麦秸草覆盖的屋顶便塌陷下去，黄泥墼垒砌的西山墙也摇摇欲坠。爸爸写信给姑姑，说明了房子的情况。姑姑回信让爸爸全权处理。

得到了姑姑的授权后，爸爸跟妈妈商量，决定把三爷爷的这四间房子收拾好，搬过去住。于是，爸爸就找人帮忙制作盖房子用的“石灰墼”。这种“石灰墼”是老家一种特有的建筑材料。先把当地生产的石灰用水淋透，生成石灰粉，再挖一个大土坑，在坑口铺上一块塑料布，防止土块混入。接下来，找一口大铁锅，放入石灰粉，倒满水，用铁锨在里面不停搅动，再把混合着石灰粉的水浆倒进土坑。这样反复几次，最后把剩下的石灰渣子铲出来放在一边，就得到了纯净、洁白如凝脂的石灰膏。再用这些石灰膏和着沙子，用模具做成盖房子用的“石灰墼”。

我们当地把这种制墼过程称作“磕墼”，这是需要四五个人密切配合才能完成的流水线作业。一条长板凳，两套模具，负责“磕墼”的两个人胸前围着用黑色橡胶做的围裙，手上戴着橡胶手套，防止石灰烧伤皮肤。他们把模具在水槽里润湿后，放在长凳上。左右两个人把和好的灰浆用铁锨铲起，狠狠地摔进模具，口里喊着“嗨哟，嗨哟”的劳动号子，用铁锨在上面用力拍下，一时水浆四溅，把“磕墼”师傅溅得满身都是白点子。师傅端起模子快速磕在地上，用手拉住模具的两端，慢慢地往上提，两块“石灰墼”就脱颖而出，稳稳地立在地上。如此往返，不多一会儿，一块块像豆腐一样的“石灰墼”白花花地摆满了场院。

“石灰墼”的抗压强度并不高，但是它抗雨水冲刷的能力比土墼要强很多，又比青砖便宜许多。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成了我们当地人不二的选择。

一切准备就绪，爸爸选择吉日开始动工。把已经坍塌大半的西山墙推倒，用“石灰墼”砌起了一面新山墙；把屋顶全部扒掉，换掉了断裂的檩条，重新用高粱秸秆作屋笆，在上面抹上和着麦秸草的黄泥，再用麦秸草覆盖屋顶；原有的木头窗，也换成了明亮的玻璃门窗；房子的内外墙也用石灰粉刷一新，光洁而又明亮；土地面也换成了又硬又平的“窑渣”地面——这在当时也并不多见。倒塌的院墙也用石头重新砌了起来，还在院子东面盖起了三间平房。屋面是用水泥板铺就，在上面抹上水泥，可以在上面晒粮食。这也是我们村第一个平顶厢房。

房子收拾妥当，搬家的日子到了。太阳还未升起，大地还在沉睡，我和姐姐被妈妈从梦中唤醒。只见昏暗的小油灯，豆粒大的火苗在黑夜里跳动，爸爸和妈妈已经把家当打成大大小小的包裹。他们拿着大包裹，我和姐姐拿着小包裹，在漆黑的夜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跟在他们后面，既紧张又兴奋，一趟一趟搬往新房。爸爸还嘱咐我们不要大声说话，不要让别人看到。

小物件搬完后，等到天明，爸爸又找人帮忙，把面瓮、水瓮、柜子等抬了过去。小房子里的东西搬到大房子里，就像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显得空荡荡的。妈妈又找来木匠，打了一套饭柜，上面一层做了纱门，下面一层的门玻璃上，爸爸还专门跑到数十里外的县城，让人画了一幅牡丹和梅花图案，给这套饭柜画龙点睛，左邻右舍争相参观，赞不绝口。

做完这些事情，妈妈还觉得来了客人缺少坐的东西，于是就委托邻村的表姑帮忙物色一对杌子。表姑是爸爸二姑家的表姐，跟爸爸同年生人，跟我们家的关系特别好，走动频繁。一天晚上，我们到表姑村看电影。表姑告诉妈妈说，她邻居有对红杌子想卖，就领着妈妈过去看。妈妈一眼就相中了这对粗壮敦实、泛着红光的杌子。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20元成交。

看完电影后，我们四人就轮番把这对杌子扛回家，三四里的路程也没有觉得累，反而很兴奋。

回到家里，妈妈把它们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一进门就能看到这对光彩夺目的杌子。来了客人，妈妈总是热情地让客人坐在上面，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这对杌子的最大价值。

后来我们又盖了五间新瓦房，除了这对杌子，又添了很多新家具。再后来，爸爸因病去世，我和妈妈来到烟台生活。这对杌子也辗转来到烟台，跟我们生活了三十多年。妈妈前些年也去世了，只剩下这对失去光泽的杌子，还在角落里默默地陪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