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从娟

一

因为修德润快速路，年前婆家的村子拆迁了一部分，我们初一去拜年的人家少了近一半。依旧是凌晨四点起床，不到九点钟就结束了拜年，而往年不到十一点完不了的。哦，应该把起床说“起炕”才对，为了赶时间，我们一家大年三十就住到婆婆家，睡在火炕上，以便第二天早起。

婆家家族大，光叔伯兄弟就有二十多个，我公公是老大，我是长媳。记得结婚第一年过春节，也是凌晨四点起床，未等洗漱完毕，拜年的大部队一行二十多人便浩浩荡荡地涌入了婆婆家。说实话，我先生的这二十多个叔，我足足用了五年才勉强辨别出谁和谁是亲兄弟，谁和谁是大婆家的，谁和谁是二婆家的。至于家族旁支和排行，至今傻傻分不清楚。

拜年的来了，我也赶紧跟着大部队，顶着隆隆的鞭炮声出发了。村里的小巷没有路灯，黑灯瞎火的，深一脚浅一脚前行。当时流行的鞋子是大方跟，细毛线织的阔腿裤，天空飘着雪花儿，一跐一滑的，我渐渐跟不上了，掉了队。那时小姑子还没结婚，于是我们俩组成了拜年小分队，慢慢地走，一家一家地拜年。本家族的住户遍及整个村子，从村南到村北，从村东到村西，一家又一家，第一次领教了拜年的艰辛。中午十一点回到婆婆家，已经是一瘸一拐的状态。脱下第一次上脚的新高跟鞋，两只脚各磨出一个亮晶晶的大水泡，手也冻得冰冰凉。

小姑子出嫁后，我回归拜年大部队。这时我已经变得精明了，比如说鞋跟不要太高，衣服穿厚一点，再配备一个小手电筒。接下来几年，陆续有几个小媳妇嫁进老唐家门，我们便组成了媳妇小分队，每年大年初一穿得漂漂亮亮，由熟悉地形的我，带领她们踏上拜年的征程。没结婚之前，在娘家做姑娘，大年初一拜年是随意的一件事儿。而进入婆家门，从姑娘一下子跃为儿媳，拜年就成为一种责任，不能像在娘家那样随性了。

二

从婆家一出门，便直奔大叔家，大叔和我公公是亲叔兄弟。大叔家的那条巷子里，住着另外两兄弟：二叔和三叔。虽然三兄弟住同一条巷子，但越过二叔三叔家门口可不能进去，第一个得先去大叔家。一般情况下，三个妯娌和孩子们都在大叔这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在这里喝茶，吃糖果，待的时间最长，足有半个点。临出门，二婶三婶跟着出来，再去她们家坐一会儿。这是礼节，第一年拜年时婆婆就叮嘱过我的。

二叔是给我和先生牵线的媒人，所以我和二叔二婶格外亲近，每年初一都要和二叔二婶聊一会儿家长里短。前几年二叔有了孙子，我每年都会给那个胖乎乎的小孩儿一百块压岁钱。三叔前些年搬到楼上，跟我住一个小区。三婶做翻译工作，比我小四岁，是延吉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语，烟台土话也说得很标准。我和三婶初一没空拉呱儿，初二我们俩会单独约一场电影，然后共进浪漫晚餐，话题从衣着、美容，到人情、世事，从工作、赚钱，到父母、子女，从忆昔的叹喟到如今的变迁——话儿多到几个箩筐都塞不下。

拜年的大部队从大叔这里集合出发，此时天还黑漆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中氤氲着浓浓的年味儿。此时的村庄是沸腾的，狗吠不止，大街小巷里，拜年的队伍一波又一波，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虽然天色未亮，看不清面部轮廓，也会彼此问一声：过年好！此时火热的新年气氛最能烘托人的情感，就像喝了烈酒般高度兴奋。就算平日里有点小摩擦的邻里，有点小过节的兄弟，在大年初一拜年的路上碰了面，也会神奇得冰释前嫌，彼此问一声“过年好”。

民间有句不太文雅的俗语：大年初一死了头驴，不好也好。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大年初一，那是个很祥和的早晨，每个人都穿得很整齐，脸上都是笑靥如花，心情都很灿烂。农家小院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可以一眼望见玻璃窗上的窗花，以及院子里的鞭炮纸屑。若有主人在院子里，而你正好路过，目光对视的那个瞬间，笑容便在脸上绽开。不管认不认识，熟不熟悉，一声“过年好”同时脱口而出。这让我感到新年有股神奇的力量，它能化解人们平日里的纠结与不愉快。

三

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是焕然一新，春联不仅装饰着家门，还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氛围，象征着辞旧迎新、驱除邪气、迎接好运。不管是铁门、木门，新门、旧门，红红的春联一贴，门楼上大红灯笼一挂，就格外精神，格外喜庆，把村庄也妆扮得靓丽起来。读春联，是拜年过程中的一道文化大餐，所有的吉祥话、祝福语、贺春词，都汇聚在这一副副春联里。

因为去年村子拆迁，不少本家族的住户搬走了，大婆就没见着，听说搬到黄务小区儿子家了。每年我都会去给大婆拜年，那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白净净的脸，皱纹很少。过年时，她都穿得很整齐，戴着黑色绒帽，穿着酒红色唐装，端坐在炕上，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大家豪门里的老太太。大婆会招呼我坐到她身边，握着我的手暖和一会，然后剥块糖塞进我嘴里，不吃不行。再吩咐她儿子给我倒杯水，看着我喝几口热茶她的热情才慢慢缓和。大婆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跟我姐同村，住的只隔一条胡同。大爷我没见过，大婆个子不高，可七个儿子都人高马大，且有出息，有的做企业，有的做律师，有的做教师，在村里都是出名地孝顺。想起大婆，总感觉她是世上最幸福的老太太。

北街的大婶比我婆婆大一岁，今年正好八十。大婶是家族旁支，但大婶的儿子和我家先生走得很近，我和他媳妇也热乎。大婶的老屋西面一路之隔的房子全拆了，一片废墟，有些荒凉。大叔不在了，年前儿子让她搬过去住，大婶执意不肯，说在老屋住习惯了，又说搬走了过年小辈们找不着门拜年。老屋虽小，但很温馨，炕头上方的墙上，一边贴着大红鲤鱼跳龙门的年画。画上，有笑眯眯的财神爷，捧着一摞金灿灿的金元宝，上面一行烫金大字：福到，财到，好运到。一边贴着一幅花开富贵牡丹图，一朵朵大红牡丹夸张地占满画面。玻璃上的“喜鹊登梅”窗花被太阳映得红彤彤的，喜鹊好像要飞出来似的。墙上挂着各种摆件，几串红辣椒，几串红灯笼，几个福囊吊坠。炕前古老五斗橱上的古老座钟两侧，各垂钓下来一个中国结，两边各摆一束红红的仿真花，插在葫芦造型的酒瓶里。外间的墙上也贴着红花绿叶的年画。此时此刻，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些年画俗气，相反，沉浸于年画的世界，却感到宁静而温馨，还有热气腾腾的新年气息。

四

小姑婆婆嫁给本村，我每年都会给她拜年。她家的窗台上，摆着一溜儿四盆花，粉紫色的小花朵开得盎然。这小花的名字叫“步步高”，一层层往上开，开成宝塔形状。炕上摆着一盘盘瓜子干果，奇特的是，每个果盘都是用扑克牌编制而成，有的正面朝外，有的反面朝外，很有创意。墙上多年如一日挂着两个相框，其中一个相框里镶着小姑婆婆的儿子和闺女结婚时的婚纱照，另一个相框里是小姑婆婆年轻时的照片，穿着国风盘扣上衣，齐耳短发，像极了林徽因。还有我三个姑婆婆的合影，扎着两条粗黑的大辫子，梳着齐齐的刘海，都是年少的青葱模样。

因村子拆迁，搬走了不少人家，我们也比往年提前结束了拜年的旅程。把女儿送到婆婆家，我便和先生分开自由活动。先去我家老房子看看，虽然已成一片废墟，但想想曾在这里结婚生子，还是万般不舍，不禁感叹起岁月变迁。离开老房，直奔丽红家。丽红的先生和我家先生打小光着屁股长大，我们又在同年同月结的婚，所以关系很铁。丽红的儿子去年娶了如花似玉的小媳妇，我家闺女今年开春也即将嫁给如意郎君。今年，我们俩的话题自然是落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一边羡慕如今年轻人的富足好条件，一边感叹我们结婚时的物资匮乏。

赶到淑容家时，她早已拜完年，正坐在炕上嗑着瓜子等我，这是多年来的约定俗成。看我进门，她老远喊我“奶奶”，很无奈，婆家在村里辈分大。正午，淑容家的大火炕被阳光洒满，我们俩躺在上面拉呱儿。她把今年村里的婚丧嫁娶之事都一一说给我听，说村里有老鼻子大龄小伙和姑娘没结婚的，都三四十岁的大龄了，父母急得都快上房揭瓦，子女们却稳坐钓鱼台。又说村里去世了不少老人，其中有一个男子还是壮年。还说村里拆迁，有出嫁的闺女回娘家和哥哥争房产——不知说到哪个章节了，我的大脑短片迷迷糊糊睡着了……在村子居住时，我和淑容住得远，一个村南，一个村北，相隔一里地。刚结婚那阵，我们俩常约着去挖荠菜，或去三站买衣服。赶上我们两家的男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俩就搭伙做饭，在我家包过饺子，在她家吃过手擀面，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回想起那段日子很是温馨，值得怀念一生。

五

今年没见着三婆，三婆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像莫言《娃》里的接生员姑姑一样干脆利落，七十多岁还能骑自行车去赶集。还有几位叔和婶也没见着，村西头的大婶家也拆了，我本来还惦记着去她家看水仙花呢。每年去大婶家拜年，都会看到她家阳光房里茶几上的水仙花，生在一个长方形的青花瓷器皿里，那么多，开得恰到好处，且多年来从不缺席。房子拆迁后，都不知搬到哪里了。我家先生说，他都在电话里给叔和婶拜年了，但还是感觉有些失落。

忽然有些伤感，听说再过几年村子的另一半也会拆迁，到那时，大家都四处分散了。没有了村庄，“大年初一，人们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走出家门相互拜年”的盛况也即将消失。拜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重要年俗，在大年初一早晨正式开启，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是连接着每一个家庭的情感纽带，有着明确的礼仪顺序和丰富的文化寓意。此时此刻，对以前被我视为“苦差事”的拜年竟有些留恋起来，留恋那热火朝天的新年气氛，留恋美好的祝福语言，留恋村庄浓浓的年味儿。

大年初一的下午，阳光正好，春联鲜红，没分发出去的两份压岁钱还揣在口袋里，心底却无端漫开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仿佛前几日所有的期盼与欢喜，都在这个午后慢慢降温，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