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新章

一

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山门楼村人，从记事起，村口南边的开阔地便是学校区域，自北向南依次为门楼小学、门楼联中、福山二中。其中福山二中是当地的“高等学府”，占地最大，坐北朝南，布局方正，青石到顶的红瓦房排列整齐。校大门左侧挂着白底黑字的仿宋体招牌“山东省福山第二中学”，大铁门上还挂着一块方形木牌，白底红字写着“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学校四周筑有高墙，墙外便是生产队的农田。我在田里割猪草、拔猪菜，看着校园内的参天白杨树，倾听树叶哗哗作响，时而还有学生的读书声，充满了向往。

第一次进入二中校门时，我已上中学，当时门楼公社举办中学器乐演奏选拔赛，我代表门楼联中参加了板胡演奏。活动结束后，我趁机参观了校园。一条宽敞的甬路将校园分成东西两大单元。东边自南向北六排平房，依次为两排教室、两排教师宿舍、两排总务处用房，再往东边是学校的运动场；甬路西边，自南向北依次为两排教师办公室、学校阅览室及化学实验室、音乐排练室，最北边是学校的食堂，再往西边是六排平房，从南到北依次为两排教室、两排学生宿舍，北边是校办工厂。多年的“神秘面纱”揭开了，我暗想，自己何时能到这里读书？

读了两年初中，1977年秋，也就是国家恢复高考那年，我迎来了升高中考试。初中两年正处于特殊年代，我没有认真读书，加上担任门楼联中文艺宣传队乐队队长，文艺活动占用了大部分时光，尽管在老师心目中我是个好学生，在同学心目中我是个“名人”，但是文化课的考试却让我败下阵来。幸运的是，靠着语文的良好表现、政治的死记硬背，我考上了高中，进入了童年梦想中的“高等学府”。

二

我们高11级共六个班、300多个学生，其中六班集中了初中阶段优秀的文体人才，我自然也被编入六班。入学次日，我又被调入五班了。后来才知是父亲跟学校沟通，把我从“文体班”调出来，目的是不让文体活动再耽误我的学业。高中是一个新的频道，“以学为主”成为学校的主旋律，由于时代原因，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学习成绩两极分化严重。

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老师们严父慈母般的情怀。班主任兼政治老师于忠发，学历不高但教学严谨。数学老师李书敬德高望重，他身材瘦弱、文质彬彬，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学生的问题。一天晚自习，李老师正给我们讲课，突然停电了，教室里漆黑一团，过了一会儿恢复供电，在灯光的刺激下，他突然晕倒在讲台上。同学们惊恐万分，有的女同学失声痛哭，李老师是劳累过度才晕倒的。第二天上课之前，李老师早早到教室向全班同学报了平安，说：“同学们，我已经好了，谢谢大家关心。”从李老师身上，我看到了“春蚕与蜡烛”的精神。语文老师韩达颐，儒雅大气，讲课时抑扬顿挫，听他的课就是一种享受。物理老师付宗明是恢复高考后首届师范生，笑容可掬的面孔、启功体的板书、洪亮的嗓门，听他的课，我总是不希望下课铃声响起的。化学老师滕维孟是当时福山县教育系统“有机化学第一人”，他一件粗布工作服穿三季，课堂上随机提问学生，很有“声东击西”的感觉，学生只能聚精会神听课。还有生物老师孙吉玲、音乐老师王义堂、体育老师周庆刚、历史老师马福增，以及教导处的孙承绪老师，他们的课时不多，却令我印象深刻。

高一下半年，福山一中组建全县重点班，二中11级有五位同学考入。进入高二，又有九位同学选入一中重点班。我虽有不甘，但只能望洋兴叹，因为初中欠账太大。二中集中优势资源，将原来的六个班优化为五个班，其中五班是校重点班（当时称为大专班），其余四个为平行班。我进入了重点班，班主任兼政治老师刘吉谦年富力强，数学老师还是李书敬，化学老师还是滕维孟，物理老师是吕盛昌，语文老师是赵连军。

尽管校领导用心良苦，尽管各科老师都很优秀，但由于学生基础普遍薄弱，1979年高考我们这一级没有上线的。

三

1979年的夏末秋初，不足17岁的我接替父亲,就业于福山县果品公司，也算是摆脱了“种庄稼”的命运。背着行李到了福山县果品公司驻烟台调运组后，高中毕业的我因文字工整秀气，被安排在办公室内协助主管会计工作。

初到烟台市区，一切都是新鲜的，工作也得心应手。然而，我很快对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失去了兴趣，对“农民合同制”的工人身份感到不甘。听说许多高中同学复读，我决定放弃工作，复习考大学。这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因为他是崇尚读书的。1980年冬天，我怀揣求学梦，叩响了时任福山二中校长周洪川、副校长曲元茂的办公室的门，并于春节后被编入高三级部，也就是高13级。

母校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参天大树已落了叶子，新芽尚未吐出。复读半年时间，各科老师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班主任赵德通脸庞稍黑，讲课幽默风趣。数学老师王绍先略带文登口音，把枯燥的数学公式讲得简单易懂。物理老师王培君，善于结合日常生活事例讲述力、热、光、电原理的运用。在化学老师滕维孟身上，我感觉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他讲授的“相似相溶原理”“丁达尔现象”“布朗运动”我至今记忆犹新。语文老师赵连军则博览群书，有一次我们到他宿舍，掀起被褥，下面铺满了各类书籍。身边的学弟学妹都是新面孔，明显感觉他们的基础水平与学习成绩较我们那一届高了许多。

这似乎注定我1981年高考的结果是失败的。当真的面对这结果时，压力更多地来自外部舆论，有善意的，有讥讽的，由“挣钱人”变成“花钱人”也是压力。而动力来自我心存改变命运的目标，来自父母及兄妹的全力支持，也来自老师的鼓励。我永远不会忘记两位老师的关心：数学老师李书敬找我谈心，帮我分析优劣势，运用“木桶理论”指导我由理科改文科，发挥数学和语文、政治的优势；语文老师赵连军鼓励我继续练习写作，并把他的新作散文《彩莲引我回故乡》送给我，为我开启了文学的大门。

四

1981年秋种季节，我再次踏入母校的大门，开始了第二次复读。从福山六中调来的董宏耀担任党委书记，从福山一中调来的梁维洲担任校长，从福山四中调来的封永祥担任教导主任，随之改变的还有任课老师：语文老师封永祥，数学老师刘桂珍（封永祥老师夫人），历史老师王桂津，地理老师许敏（董宏耀书记夫人），政治老师初君仁，英语是从外校调的王敏惠老师。

学生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于龙口该年度没有复读班，奔封老师而来的19名龙口学生加入了复习班，从福山一中奔梁校长而来的有17名学生，加上本校参加复读的落榜生，全班将近80人。我也由理科转为一名文科复习生，对于我来讲，要补的短板太多：由于没学过英语，必须从ABC学起；由于几乎没学过历史、地理，也要从头再来。最大的挑战是心理压力，动力则来源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来源于整体水平较高的同学群体及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也来源于我的坚定和自信。

可能是由于我有一段社会实践经验，短时间内我就与学校的领导、老师交流很顺畅，这有助于我的成绩提升；也可能由于我是“坐地户”，班主任老师王桂津指派我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协助打理班级事务。紧张有序的复习生活又开始了，早晚自习全班没人缺席，周六周日也没人休息。记得有一天晚上，应届生在窗外的运动场看电影，透过窗户可以隐约听到电影中的声音，而我们全班同学却没有一人出门看电影，因为大家明白，今天的刻苦努力是为了明天的成功。

经过高考前三轮考试，又迎来了让人紧张的七月高考。尽管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尽管自己信心满满，但是由于“理转文”的阵痛，由于英语、历史、地理三科“瘸腿”，我又落榜了。如果说第一次落榜是对高考处于朦胧状态，第二次落榜是由于复习时间不足，第三次落榜则是“理转文”各科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我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面对舆论的压力，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常在耳边响起，面对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父母及兄妹明确表态与我一起加油。

此时此刻，教导主任封永祥老师夫妇骑自行车登门给我打气。刘桂珍老师风趣地说：“新章同学水平到了，时运不到。”看似安慰，更是认可与鼓励。我又回到了母校二中，憋着一团火，铆足一股劲儿，备战我的第四次高考。

五

自1982年秋到1983年夏，又是一个崭新的年度，复习班迎来了一批新同学，班主任及任课老师都没变，我的目标更加明确，主攻英语、历史、地理。为了给英语让出更多时间，我与数学老师刘桂珍“换岗”，他上数学课时，我到她的办公室自学英语，“补短板”成为本年度主题。由于“换岗”，我与数学教研组的老师熟悉起来，言辞犀利的姜克强老师、朴实憨厚的梁道幸老师、稳重寡言的杜宝才老师、普通话很好的李云老师，还有年轻漂亮的孙林玲老师。也就是在这一年，刘桂珍老师对桌的梁道幸老师被推荐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由于董校长、封主任两家住在学校，逢年过节总是邀请不能回家的同学到他们家改善生活，可口的饭菜，让同学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同学们也发现了一个秘密，在家扎着围裙上灶的是董校长和封主任，两位夫人则陪学生聊天或者打个下手。1983年春节，部分同学放弃回家过年，留在学校复习功课，其中龙口的3位同学结伴在学校过春节。腊月三十的下午，我让母亲做好三份水饺，趁热给三位同学送去，以表达地主之谊。三位同学十分感动，后来他们都金榜题名。

这一年的复读生活紧张而有序，艰苦而温馨，我的学习成绩也得到了提升。在班级历次的考试中总是保持在前五名。又是七月高考日，我们怀着希望与信心，步入福山一中考场，接受一场改变人生的挑战。八月下旬的一天，学校通知我到教导处领取录取通知书，尽管牛皮纸的信封装着一纸中专录取通知书，尽管与理想目标尚有落差，但我很满意，毕竟我尽力了。

五年的母校生活，两年高中、三年复读，是我人生中一段特别的历程。2016年的收获季节，在英国学成归来的女儿陪我们夫妻一起来到母校。尽管福山二中已停止办学，但有着年代感的校舍还在；尽管母校的牌子已撤下，但是饱经风霜的大门还在。与传达说明来意，进入校园，我向女儿介绍母校的点点滴滴……走出母校大门后，女儿忽然笑着回看福山二中，高声朗诵：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同学夫妻回母校，便是人间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