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浩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初六晨，山东栖霞城南一座黛瓦白墙的宅院内，一声清亮的婴啼穿透薄雾——郝家的长子降生了。彼时晨光初透云层，恰好落在婴儿粉嫩的眉间，父亲郝培元望着襁褓里的孩子喜不自胜，想起《尚书·立政》中“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的古训，为其取名“懿行”，字“恂九”，寄望他能践行九德、品行高尚；后又取屈原《楚辞·离骚》“步余马以兰皋兮”之意，为其取号“兰皋”，期许他日后如兰草般清雅，似皋壤般怀纳万物，拥有旷达宁静的情怀。冥冥之中，这个名字如同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契约，伴随了郝懿行长达六十九年的治学人生。

郝懿行故居位于栖霞城南旧县衙大门约30米处，占地3亩，旧称南郝宅。有太房、客厅、晒书堂等。前后五排房屋，组成四进院，有内过道和外长巷贯通前后，构成五合一院，共41间。

郝懿行故居的堂号曰“晒书堂”，在京都的书室名称亦曰“晒书堂”，其创作的文集以晒书堂命名的就有《晒书堂文集》《晒书堂集》《晒书堂时文》《晒书堂笔记》《晒书堂笔录》等。“晒书堂”之名是有来历的。魏晋时，富者炫富，才者炫才，放浪形骸，玩山戏水；清谈针砭，暗讽朝政。当时有一个习俗：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每家都要晒衣物。妇女们翻箱倒柜把大人孩子的衣裳拿出来晾晒。读书人更谙时令，怕书籍潮侵虫咬，也要赶紧把书架上的书取下来搬到太阳地里晒一晒。

晒书是中国藏书家的一个很古老的习俗，过去人们对书有一种崇敬和敬畏之心，耕读传家，永锡世福。所以每逢天朗气清、阳光灿烂的良辰吉日，一些人都会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晒一晒，曝一曝，去霉除尘，整旧如新。据说经过此法，那些纸质精良的线装书，保存能更长久。不少人还借此机会随手浏览，不仅增加了读书的乐趣，还在翻书、晒书的过程中，温故知新。

这一时期，汲郡有一个名叫郝隆的人，曾任征西参军，饱读经书。论学问他口吐珠玑，满腹经纶，但生性怪僻，让人感到莫测高深。看到别人都在晒衣服晒书，郝隆却放着一架架经书不动，只搬出一把椅子，放到太阳地里，自己从容地解开衣襟，露出油光光的肚子，悠然地往椅子中间一躺，仰面朝天，眯起两眼，晒起肚皮来。大家觉得奇怪，忙问：“大人如此模样，是在做什么？”郝隆回答：“我晒肚子里的书。”郝隆怎么产生袒腹晒书的念头呢？原来，东汉陈留有一个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才子边韶（字孝先，汉桓帝时期任尚书令）曾说过：“腹便便，五经笥。”意思是说：“大肚子圆圆啊，是容纳五经的好盛器。”郝隆得到了启发，在七月初七众人晒衣时，仰卧庭中，袒腹向日。人问其故，他答曰：“我晒我腹中书也。”从而炫耀自己满腹学问，是个才子。

这个典故在《太平寰宇记》《山西通志》《世说新语·排调》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展现了古代名士的狂放与博学。好读书的郝懿行看到后大为震动，由此悟出了一个道理：家有藏书固然重要，能把书读到肚子里方可成为大学问家。从此，郝懿行把自己的堂号叫作“晒书堂”，并自署“晒书堂主人”。

在《晒书堂记》中，郝懿行阐释了“晒书”的含义：“古之晒书，所以去湿润，防蠹鱼也。”然而，郝懿行的“晒书”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物质层面，他还赋予了“晒书”更深的文化意义。郝懿行认为，“经文直书其事，不言褒贬而义自见”，这表明他在治学过程中注重实证和考据，反对空泛的议论。这种治学态度也反映在他的“晒书”理念中，他将晒书视为一种对知识的整理和传承，通过对书籍的保护和整理，来维护文化的延续性。郝懿行通过“晒书”这一行为，强调了对知识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学术传统的传承和精神追求的升华。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晒书堂”，明确是向充满智慧的远祖郝隆致敬，表明自己继承的不仅是郝氏血脉，更是那种将学问融入生命（“腹中书”）的治学精神。

正是靠着将学问融入生命的治学精神，郝懿行一生“自守廉介、肆力著述”，将仕途的困顿、岁月的侵蚀乃至生活的清苦，悉数转化为书斋深耕的能量。尽管他碍于世俗束缚，不得不研习科举时文，四十三岁才考中进士，但内心却始终对这种僵化的文体排斥鄙夷，一心沉浸于经籍研究。在他看来，治学的根本在于经史典籍，“不攻经史诸书，非治学之道”。

郝懿行以“晒书堂”命名自己的书斋，激励自己坚持笔耕不辍，终得成果。其一生撰述宏富，遍及经、史、子、集与博物之学，可考者六十余种，近四百卷，蔚为大观，诚如其夫人王照圆所言：“日月浸寻，著作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