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芸

在网上买了两张儿时家里贴过的年画，一张是《南京长江大桥》，另一张是《队队有渔》，喜欢得不得了。过些天再买两个画框，把它们挂在墙上，像小时候一样，抬头就能欣赏，让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温馨对话。

儿时的年画是屋子里最鲜亮的一抹颜色。一到腊月，西北杆儿风像从河面上刮来的刀子，把窗纸吹得猎猎作响。此时，老家的供销社书本综合门市部便张挂起一溜两行五光十色的年画，大多是油光锃亮的“人寿年丰”“吉庆有余”“福星高照”“胖娃娃抱鲤鱼”等讨喜画，还有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向雷锋学习”等年代特色画。联画有四联十六幅，也有十二幅的，像连环画的老戏古装画，贵一些。普通的一毛多钱，四联画得两三毛钱。我们家买过一幅四联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每张画的下面都用大头针别着张纸条，标着这张画的代号和售价，方便开票和付款。

那时候日子虽然清贫，孩子们却是比现在心情好。不用背沉重的书包，不用写没完没了的作业，不用上多得数不过来的辅导班。寒假不过一本薄薄的寒假作业，几天就做完了。冬季也不用帮家里拔草喂猪，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们常常结伴去供销社看画，村子离供销社近在咫尺，一天里三番五次地去。

寒冬腊月，呵气成霜，滴水成冰。供销社里，人比平时多出几倍，人声嘈杂，驻地的和来自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把昔日冷清的供销社挤得像靠窗火炉的火，红火起来了。临近春节，买画的人越来越多，供销社年画的品种满足不了需求，大家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大集。集上的年画种类更多，有老人喜欢买的灶王爷、财神、家谱等。最重要的是，集上的年画可以讲价，比供销社的便宜。买画时要顾及家里墙壁的大小，张贴位置横竖对位，画面得够鲜亮，贴在墙上显得家里亮堂为好。买回来的年画，要等年三十才能贴上。等待的那几天，它们就静静地躺在箱子后面，被一本旧书盖着。偶尔我会偷偷掀开一角，看一眼画里的世界：那是一个永远风和日丽的地方，庄稼长得比人还高，鸡鸭成群，鱼在水里泛着金光，连屋檐上的冰凌都像一串串晶莹的宝石。和我们屋外的冬天比起来，那里仿佛是另一个星球。

终于盼到除夕那一天，我家开始贴年画了，屋里屋外格外热闹。父亲喜欢把年画和门对儿一块贴，年年都这样，是我们家不成文的规定。贴早了，院子里鸡飞狗跳的，怕把门对弄破，影响祈福；腊月里蒸饽饽、蒸糕，家里难免烟熏火燎的，贴早了也怕水汽呲湿画面，还没等过年，画就不新鲜了。贴年画至少得三个人，一个贴，一个拽，另一个我在底下看是不是端正，帮忙递个图钉什么的，嘴里不停地说：“再往左一点，再往上一点。”大家都笑我：“木匠的眼，会吊线。”

贴好年画的屋子亮堂了许多，真有些除旧迎新的味道。大年三十的午饭，吃着大米干饭，就着焖鲅鱼，嚼着刚馇好的烂菜（揽财的意思），欣赏着一张张新贴的年画，心满意足。那张题为《南京长江大桥》的年画，贴在里屋桌子上方，抬眼就能看到。我们姊妹几个围着它，看画里那些人，各个民族都有。大桥上面跑着各种汽车，中间跑火车，最底下的长江里跑着轮船。我们数着密密麻麻的人，记着各种车辆的数量。我还喜欢那张《队队有渔》，一池子青红鲤鱼，小姑娘系着小蓝布围裙，挎着盛着鱼料的筐子，伸出胖胖的小手，想去抓那条跳出水面的大红鲤鱼……欣赏年画，成了一件乐事、趣事。晚上，吃过大年三十的饺子，我们点着煤油灯，端坐在炕头上，端详着那些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年画。夜里兴奋得睡不着，眼睛看着模模糊糊的年画，盼着天亮，好让小伙伴们来家里看，那滋味，比吃了糖果还甜。

年画不只是好看，它还承载着一家人的期盼。如：“五谷丰登”，藏着庄稼人对土地的感恩；“连年有余”，是对未来生活最朴素的祝福。那些简单的画面，把复杂的愿望压缩成了几笔鲜艳的色彩，贴在墙上，也贴在每个人的心里。

日子一年年过去，集市上的年画慢慢少了。在我记忆里最难忘的，仍然是那些带着油墨味、颜色有些俗气却格外温暖的老年画。年画并没有真正离开。它们藏在记忆的角落里，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在我心里亮着。每当冬风吹起，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画面：父亲踩着小板凳，哥姐在下面扶着，我在地下递图钉，年画在墙上舒展开来，屋里一片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