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华

我总想起中学时曾吃过的油饼。它不算是正餐，是母亲给我备下的零食。

我就读的中学在离村子十公里外的镇上，每天往返路程遥远，便寄宿在学校里。红瓦白墙的一排排平房，挨着东山脚下，隔着一条终年潺潺流淌的小河。每到周一，一千多名师生聚集在操场上，观看五星红旗冉冉升上瓦蓝的天空。

校园大门外，是镇上唯一的集市街。逢五逢十，吆喝声、讨价还价声隔着围墙飘进来，撩拨着少年们对外面的世界那点可怜的想象。周六午后，同学们便迫不及待地跨上“大金鹿”自行车，铃声汇成潮水，朝着四面八方散去，校园瞬间阒无一人，空空荡荡。待到周日下午，那铃声又如约由远及近地响来，仿若非洲草原上一次次浩荡的大迁徙。归来时，每人的行囊总是鼓鼓的——粗布包、提篮，也有拎着斑驳硬实的黑色人造革皮包的……无论哪种，里面都塞满了接下来一周赖以抵抗饥饿的给养。

那时学校的伙食，不过是两毛钱一碗的清水煮白菜，光亮的汤面上吝啬地漂着一两片透明的肥肉；最恼人的还是那每周几顿、雷打不动的“窝窝头”，有时硬得像座石山，在课桌上岿然不动，有时又湿浸浸、软塌塌的，像被秋霜打蔫的菜叶，那模样着实让我难以下咽，以至于每次回家，提篮里除了一块棉布，总还躺着几个被我偷偷带回去的“窝窝头”。我的肠胃早被清汤寡水涤荡得空空如也，于是在饥肠辘辘中，总渴望着一点油水的慰藉。

我们居住的宿舍是用木板搭成的上下两层大通铺，二十几位同学挤在一起，不设防，也无隐私。每每晚自习过后，熄灯铃响之前，宿舍便成了喧闹的海洋。昏黄的灯光下，人人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各式各样的零食：一瓶腌浸的萝卜条，一罐子个头饱满、翠绿色的“大茶豆”，几片软糯的熟瓜干……家境好些的同学，会有几个白面烙的火烧，我甚至还瞥见邻铺的包里那一小瓶乳白的牛奶。

我的慰藉，便是母亲为我准备的油饼和一小袋花生米。

那油饼，我至今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它很厚，似乎只有三层，上下是烙得微黄的面皮，中间实墩墩的。我总疑惑，母亲得用多大的耐心，才能将那瓷实的面坯烙透、烙熟。晾凉后，再用刀切成不规整的小块，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棉布仔细包好，放进我随身携带的篮子里。

它的使命通常如此：一块冷掉的油饼，佐以几粒脆生的花生米。当烙熟的面香遇上了花生的甜香，那浑厚的滋味交糅在一起，便成了我至高无上的盛宴。至今我仍相信，那绝对是餐食中天衣无缝的完美搭配。

我们趴在铺上，借着昏暗的灯光，大口咀嚼。那油饼并无精巧的滋味，只有浓重的、熟透了的油香，混合着纯粹的小麦香，粗糙而扎实地填满口腔，也熨帖了我空空的胃肠。一口下去，仿佛一日所有的疲惫与清寒都被这实在的温暖驱散了。

我固执地称它为“老油饼”，而不只是“油饼”。

一来，时光确实久远了。过去了三四十年，往事的轮廓早已模糊，可那股油香与麦香，却在记忆里愈发清晰、活色生香。它像一阵晚风，每当在脑海里沐浴其中，内心便泛起一种宁静的甜，和一丝淡淡的、无从追挽的怅惘。

二来，它与如今街上随处可见的油饼实在大相径庭。无论是金黄油酥的葱油饼，还是层次分明的手抓饼，都无法与它那笨拙憨厚的样子相提并论。可就是这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的油饼，用它那一缕最质朴的油润香气，浸润了我整个中学时代，丰盈了那段清贫岁月里寡淡的味蕾。

前些时日，我居住的楼前的街对面新开了一家饼铺。明档操作，玻璃澄亮，售卖各色精巧的饼点。我偶尔驻足，却从未买过。一个清寒的傍晚，我下班晚些，终究抵不住那满街飘香的诱惑，走进了饼铺，选了一个临窗的位置，点了名字极时尚的“草帽饼”和“螺丝饼”。

那些饼太漂亮了，薄如蝉翼，千丝万缕，在灯光下简直像精巧的艺术品。我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提起一片，它油亮剔透，与我记忆里那块笨拙的“老油饼”大相径庭。

有时和八十多岁的母亲闲聊，说起四方吃食，我也会提及求学时她为我烙的那“老油饼”。母亲脸上会浮起一丝笑意，那笑里却带着苦味。她常避开我的目光，望向窗外，轻声地感叹：“唉！那时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一个鸡蛋，还得掰成几瓣分给孩子们……”母亲平静的语气里，我却听出了深藏的歉疚。

我从未正式地回应过这份歉疚。可在我心里，答案早已被泪水浸透，一遍又一遍地冲刷清晰——

妈妈，您错了。在往后所有这些琳琅满目、滋味万千的岁月里，我吃过许多东西，却再也没能找回那样踏实的饱足。您用有限的油和面，在灶火前烙出的，不是一块粗糙的饼，而是我此生再也无法复制的、最奢侈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