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容尔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写作这么多年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像个牧民一样，一直在放牧我的文字。东走走，西看看，吹吹风，淋淋雨，处于无休止的游牧状态。但，我喜欢并享受这种感觉，或许命定如此。

大凡写作者，都需要有敏感的内心与敏锐的触角，善于从寻常生活中，发现别人忽视的事物，拨开表象，直抵内核。

我之所以选择散文，是因为它明显带有个体倾诉的特征。这正合我意。它满足了我述说的需求和欲望。我的十指在比时间还凉的键盘上滑行，有无边无际的流水声响，蜿蜒伸向远方。我在水面上独唱，翩翩起舞。风吹起我的衣衫，哗哗地响——这是一个人的演出，也是一个人用文字搭建的城堡，发出微弱的萤火之光。我在里面放逐着我的文字，有寂寞，有忧伤，当然更多的是欣喜和慰藉。

有人说，散文里没有规矩，它是自由的。但恰恰是这种广阔的自由，有时让我们步履维艰。艰就艰在不容易写好。散文易写难工。想写别人没写过的题材，想在角度上有所创新，其实很难。周作人说，要么有意义，要么有意思——遇见好散文，会感觉有一种惊艳和醇香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文本自身具有的气场，带给人无法抵御的沉醉。

柳宗元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是说骈文的写作，讲究锦心绣口。延伸到散文，也同样适用。我想，锦心绣口不只是才思敏捷，文辞优美，还包括真诚的写作态度、开阔的写作视野、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必备的写作技巧。这条道路，披荆斩棘，通往散文的腹地。

散文作为一种个人体验最显著的文体，表达内容极为丰富，包罗万象。我以为，什么样的土壤，就生出什么样的植被，保持生机勃勃的状态，就很好。一个人的才华都是有定数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写好其中之一，足矣。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以人为中心，表达人性以及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道德经》的主旨是：道法自然。文学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道与法。社会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元素，或者说是一个单元。我们还要探索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如何相生共存。《诗经》里的不朽诗篇，有很多是描绘植物、动物的，还有关于天象、地貌、祭祀、风俗与婚姻、爱情、劳作方面。这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理应发扬光大。各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都要去传承、去创新。

对于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我没有明显的偏爱倾向，也不觉得两者存在孰高孰低的分别。如果散文是一个园地，那么它必然有自己正常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平衡。因地制宜。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以致过度叙事，或过度抒情，都是不值得提倡的。如同一个人的饮食，五谷杂粮、蔬菜水果等等，都要兼顾，不偏食，才能摄入均衡的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需的能量。

归根结底，散文离不开对生命和天地自然的敬畏，对生存质量和自然生态的关注与爱护，追求思想和精神的深度与厚度——但也并不完全受限于此，有些时候，也少不得闲庭信步，以闲养心。张潮在《幽梦影》中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闲，原本就是一种文化，人生文化。

写作与阅读，是一种长久的跋涉和修行。是文学滋养了我，提升了我。高尔基认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因而，我追求有风韵、有气质的书写语言。我希冀，它们在我的笔下流动着，散发出我独有的气息。

散文，尤其注重语言艺术。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云，“文似看山不喜平”。大意是说，写文章就像观山一样，讲求奇崛，强调文章要有亮点，需要跌宕起伏，忌讳平淡无奇。语言，是直面文章的第一个要素。这在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张爱玲是第一个给我的写作提供养分的作家。

但行文平淡，亦可得至味。那个味道，是类似杏花弥散的，淡淡的、清逸的幽香，至简至朴，也是一种美。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淡而有味。从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中，我们可以嗅到这种淡而有味的气味。平常日子里的小情趣、小悲欢、小可爱，那些琐碎的东西，比比皆是，被他辛勤地俯拾。千帆过尽，慧心慧眼的他和他们，已卸下坚硬，世事通达。他们被光阴打磨成温润的老玉，握在手心，不温不火，不浮不躁，怡情养性。生活本身就有温情可亲的部分，不必时时戴上思想和精神的枷锁，我是这样理解的。

作为时光中的行走者和记录者，当我俯身记录时，我想让文章的每一个毛孔，都蓄满我的情感和诉说。在写作时，我从不会事先跟它们打招呼，为它们的属性命名。我只是觉得我在完成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应该是有生命体征的。比如有皮肤、呼吸、体温、脉搏和心率等，仿佛造人。我得给予它尽可能完美的五官和内脏。尽管有时，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但这正是我需要努力的方向。

写作者的放牧文字之旅，是永无止境的。我企望在遭遇险境的行走中，开阔眼界，增加文本的质感和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