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一

那年腊月，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周年的日子。晚上，我们七个儿女挤在父母那间不大的客厅里，为他们办了一场小小的烛光晚会。灯关了，蜡烛点起来，光影在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轻轻晃动。

大家正说笑着，父亲忽然站起来说：“你们等会儿，我下楼拿样东西给你妈。”说完就推门往楼下走，楼道里传来他缓慢又有些着急的脚步声——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不一会儿，门开了，父亲怀里竟捧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花！原来，他早把花藏在了楼下的自行车棚里。

小弟机灵，赶紧打开了音响，那支熟悉的《婚礼进行曲》便慢慢地流淌出来。我们都笑了，看着老父亲有些笨拙地走到母亲面前，接着——我们都愣住了——他竟学着年轻人的样子，单膝跪了下来。“孩子他妈！”他把花举高了些，声音有点发颤，“五十年了……庆祝咱们白头到老。”

我们使劲鼓掌，妹妹们眼里已经泛起了泪光。可母亲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接过花，更没有笑。她怔怔地看着那束红得像火一样的玫瑰，看着跪在眼前的父亲，突然用手捂住了脸。她哭了，起初是压抑的抽泣，肩膀一耸一耸的；后来哭声越来越大，变成了一种我们从未听过的、近乎嚎啕的痛哭。弟弟妹妹面面相觑，不明白这该高兴的日子，母亲为何哭得这样伤心。

二

我懂，我是长女，这些年来母亲的苦和泪，我都看在眼里。母亲嫁给父亲时，刚解放不久。街上贴满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许多和她年纪相仿的姑娘都剪了短发，走出家门工作去了。母亲从小爱唱爱跳，嗓子也好，便考进了铁路文工团。那是她最快活的一段日子——排练、演出、跟着队伍去各个站段慰问。

可父亲不高兴。他是旧式家庭出来的男人，觉得妻子整天和别的男人一起排练，不成体统。两人开始吵架，一次比一次凶。最厉害的那回，父亲喝了酒，冲到文工团的排练室，手里攥着个瓶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喊：“回家！不然咱俩一块儿死！”后来母亲说，瓶子里装的是农药。她怕了，真的怕了。第二天就去办了离职手续。

从此，母亲成了家庭妇女。她的舞台从排练厅换成了厨房，演出服换成了围裙。有时候做完家务，她会坐在窗前发呆，哼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调子。那歌声悠悠的、凉凉的，听着听着，我的鼻子就酸了。扭头看母亲，她眼里也噙着泪，却还继续哼着。我那时还小，只会走过去，用小手摸她乌黑的头发——那么厚、那么亮的头发。父亲若是在家，便会默默泡一杯茶放在她手边，挨着她坐下，半晌不说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过，父亲的脾气竟慢慢变好了。尤其是老了以后，他对母亲的照顾，仔细到让我们做儿女的都惭愧。每天清早，他推着自行车让母亲扶着车后座，两人一步一步挪去公园。回来时车筐里装着菜，父亲便系上围裙煮粥、煎蛋。母亲小脑萎缩后，手抖得拿不住筷子，父亲就一勺一勺喂她。每星期他固定给母亲洗澡，搓背、洗头、擦干，再换上一身干净衣裳。我们想帮忙，他总摆手：“你们忙你们的，我这辈子欠你妈的，得还。”

直到父亲自己病倒，我们才知道他得了绝症。他坚决不肯动手术，说：“钱留给你妈，她没退休金。”父亲渐渐瘦得脱了形，却还一次次告诉我们：“我七十八，够本了。只一件事——我走后，你们照顾好她。”我们都哭了，一个个向他保证：会按月给母亲生活费，轮流接她住，按时带她体检、吃药……

有一回，母亲去弟弟家看新出生的曾孙，医院里只剩下我陪父亲。午后阳光照进病房，他忽然轻声说：“那年我去文工团……瓶里装的不是农药，是土炸药。”父亲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当时想，要是她真不跟我走，就一起死了算了。”

三

我忽然全明白了。明白了他这几十年的迁就、照顾、近乎赎罪般的体贴是从何而来。那不是简单的脾气变好了，那是压在心底一辈子的忏悔，化成了日复一日的温水与羹汤。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在家里过的，他放弃了治疗，说要“像片叶子一样安安静静落下来”。那个早晨，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醒来。我们哭成一团时，母亲却异常平静。她慢慢走去花店，买了束鲜红的玫瑰，回来摆在父亲遗像前。她不哭，只是对着照片喃喃：“老头子，等我，我也快七十八了……”像和父亲约好似的，后来，母亲也是七十八走了。走的那天，她像是睡着了，神情很安详。

如今想起他们，总想起那束火红的玫瑰，烛光映着两张满是皱纹的脸。他们的爱情，不像如今电视里演的那般光鲜顺遂，里头有逼迫、有眼泪、有长达几十年的隐痛与补偿。可奇怪的是，正是这些苦涩的、甚至带着伤疤的岁月，让那份感情变得那么重、那么深，重到要用一辈子去偿还，深到似乎约好了在七十八岁去另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