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丁

一

我最初与莱阳北汽车站有关的记忆，始于四岁。那年冬季的一天，母亲牵着我的手，说要带我坐汽车去姥姥家。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们村在距离县城三十公里外的莱阳南乡，而姥姥家在莱阳城东接近十公里的望石庙山脚下，中途，我们要在县城北边的汽车站换乘往烟台方向的汽车。

我们村子中央贯穿着一条南北公路，附近三里五村的人去县城，都要到我们村的候车点等候那每天往返一趟的大客车。母亲拉着我的手，终于在候车点坐上了汽车。颠簸中我很快没有了坐车的兴奋，不知何时在母亲怀里睡着了，睁开眼时已到了母亲所说的北汽车站。

天空灰蒙蒙的，车窗外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风雪迷茫中，一座淡黄色的大楼矗立在眼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楼，与偏远乡村里那些低矮的土房相比，它像一个威严无比的将军，在风雪中俯视着我们。我们在汽车站大院里下了车，并没有进到那座淡黄色大楼里面去，因为广播里通知由于天气原因，各条线路都不再发车了。已经到达目的地的乘客带着行李匆匆离去，只剩下换乘乘客，站在雪地里茫然四顾。要在这里换乘往烟台方向的汽车，看来是不可能了。母亲拉着我的手，看了一眼四处白茫茫的雪世界，说：“走，我带你到舅姥爷家去。”

舅姥爷的家在城东的吴格庄村。冰天雪地里，四岁的我跟着母亲沿着城里的大街往东走。走啊，走啊，感觉已经走了很远，还没到舅姥爷家。地上很滑，我已经摔倒了无数次，上衣和裤子上沾满了地上的积雪。就在我累极了想大哭的时候，忽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看到落在地上的厚厚的雪经过车辆碾压，变成了晶莹洁白的膏状。这不就是母亲每天早上往脸上擦的雪花膏吗？雪花膏，雪花膏，原来是雪落到地上才形成的！

小小的心灵为这个伟大的发现激动着，兴奋着，我全然忘记了疲累，也在心里感到惋惜：城里人可真阔气啊，这么多的雪花膏都舍得铺在地上，让人们随便踩踏。急着赶路的母亲全然不知道我心里藏着的这个童话般美丽的小心思，只是扯着我的手一味在雪地上“咯吱咯吱”走着。

前面出现了一座石桥，桥上的“雪花膏”被车辆碾压得更加紧实，变得光滑而透明了。我赶紧挣脱了母亲的手，“哧溜”一声溜出了好远。啊哈，就这样滑着走，不是很快就到舅姥爷家了吗？

记忆中的那座桥，就是如今的莱阳东关大桥。估计那时母亲做梦也不会想到，她手中的小女儿二十几年后会在这座桥的一头安上了家，并且一住就是七八年。

过了桥，不远处就是舅姥爷家。穿过一条阴暗狭长的小胡同，胡同的尽头是两扇吱吱呀呀的破旧木门，打开门，扑面而来的就是舅姥爷和舅姥姥布满皱纹的慈祥笑脸。两位老人，看着风雪中从天而降的我们娘儿俩，惊讶地感叹着，接着又欢天喜地地迎我们上了炕。坐在热乎乎的暖炕上，盖着软乎乎的棉被子，我整个人从内到外都被巨大的温暖包裹了。头发花白的舅姥爷舅姥姥拉着我和母亲的手，不停地问长问短，我的心顿时被亲情融化成一摊雪水。天黑了，木制的小饭桌被搬上了炕，几碗热腾腾的白米饭端了上来，还有一大盆白菜豆腐炖粉条儿，几个脑袋围拢在一盏煤油灯下，吃着饭，拉着呱儿。黑暗中逐渐亮起来的灯光，将冬日的严寒严严实实地挡在了门外。舅姥爷家的米饭真好吃，我一口气吃了一大碗，外加米饭上盖的半碗菜。那时候觉得这真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饭菜了。

第二天，雪后初晴，舅姥爷吩咐他赶马车的儿子，赶着马车，晃晃悠悠地送我们到姥姥家。车轮碾压雪地，咯吱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们到达望石庙山下，庙后就是我姥姥住的小村子。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北汽车站结缘。那次风雪之行，天气极寒，留在记忆里的却只有快乐和温暖。

二

后来，我的哥哥们相继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去姥姥家，几乎每次都是哥哥用自行车后座载我去，可以省几块钱的车票钱。

偶尔有一次，小学五年级的我要去城里配眼镜。我跟着哥哥坐汽车进城，从村里候车点儿上车，售票员是我本家的一位二姐，她站在车厢里收钱、问站、划票、撕票，动作干净利落，那样子可神气啦！在“哧啦”“哧啦”一声声的撕票声里，神气的二姐仿佛掌握着整条道路的大权，连车上的我，也平地里涌起了几分自豪感——后来才知道，她只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一个临时工。但当年她撕票的那个剪影，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

在北汽车站下车，人潮扑面而来。候车大厅里更是热闹非凡，我的两只眼睛简直不够用的：有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弓着腰一路小跑，生怕误了这一轮发车；还有人攥着皱巴巴的车票，在众多的站口前茫然四顾……

然后，我看见了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姑娘，她正握着扫帚，不紧不慢地清扫着人群中遗落的碎纸屑、瓜子皮什么的。该怎样来形容她呢？那时的我不懂什么叫做“优雅”，只觉得她整个人都是透亮的。阳光斜穿过玻璃，恰好落在她身上，勾勒出一圈毛茸茸的光晕，像一个会呼吸的、散发着香皂清香的梦境。制服在她身上是那么妥帖，衬出了几分凛然的端庄，而脑后的那一枚与制服相配的蝴蝶结，又增添了一些女性的温柔与妩媚。她的脸是白净的，没有我们乡下少女那种被日头烙下的红晕。

我忽然想起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词：吃公家饭的。是啊，她是公家人儿，活在另一个秩序分明、光洁如瓷的世界里。而我，是一个刚从泥土里拔出脚来的乡下丫头。蓦地，我的心底里生出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还有一点不甘心的、硬邦邦的芽儿。我对自己说：终有一天，我要走出农村，非得走出去不可！

后来，我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这真算不上什么顶尖的学府，但毕竟让我跳出了农门儿，捧上了所谓的“铁饭碗”。北汽车站，成了我生命里的一个逗号。每次寒暑假，我都要在这里切换身份——从城市的学生，变回乡村的女儿；或者从乡村的女儿，变回城市的学生。

车站越来越吵，越来越旧，车票不再限于售票窗口，院子里就能随买随走。南边还冒出一排矮矮的商品屋，卖着比外面贵出不少的茶叶蛋、炒花生、煮玉米什么的。鼓鼓的钱包裹在小贩们的腰间，他们在卖力地吆喝着，尖厉的声音切割着浑浊的空气。那是个“研究原子弹的不如倒卖茶叶蛋的”的年代，在攒动的人群里，尚是一个清贫学生的我饥肠辘辘，常常因囊中羞涩而从冒着热气的摊点儿上别转头去。

北汽车站，不再是我记忆里那座闪光的高大殿堂了。在喧闹的世界里，深埋在骨子里的清高告诉我：不要为外界所动，挣大钱，那是别人的事情，我要回家乡做一名人民教师。

三

师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城乡接合部的一所中学里，顺理成章成为一名乡村女教师。学校离北汽车站五公里，每逢放假，我还得先骑自行车到车站附近寄存，再挤上开往南乡的老旧客车。车厢像个活动的市场：鸡鸭细碎的叫声、新摘蔬菜的清香，混合着汗水味、尘土味还有点心礼盒透出的油香，在同一个空间里拥挤、碰撞。那时候私家车还很稀罕，人们挤在这铁皮盒子里，加座的小马扎塞满过道，引擎盖上也坐满了人。车一开，整个世界都跟着晃起来，晕车的人掏出塑料袋放在下巴上提前准备着。路上遇到执法的，有人被迫提前下车，坐马扎的人瞬间要把自己缩成影子——如同一场随时展开的“游击战”。

人与人的距离随着一路的拥挤和颠簸而拉近了，话匣子轻易就打开了。都是沿线村落的乡亲，三言两语就能连上相熟的人，有的甚至攀上了族亲。一路嘈杂，热闹中透着亲近，旅途的辛劳和寂寞被远远地抛在了车后。

有一次，车上多了个不一样的人。那是一个穿着极其板正的中年男人，在灰扑扑的人群里，像一粒扣得严丝合缝的珍珠。开始，人们对他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车开动后，发现中年男人并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年龄偏大一些的乘客就开始搭话：“您在哪儿高就啊？”中年男人笑笑，声音平稳中透着自信：“我在市政府机要科工作。”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嚯”声，这“嚯”声里有敬佩，也有羡慕，大多是善意的。然后就有人逗趣：“大领导也跟我们挤大车呐！”中年男人依旧笑着：“哪有什么领导？我也是农村长大的，通过考学才出来工作。平常回去，都是骑自行车，今天坐坐汽车，正好可以听听乡亲们的声音，跟大家拉拉家常。”话音落下，整个车厢的气氛忽然松弛了，温和了。他开始问最近几年的收成，问各种农产品的价钱，问大家伙儿的日子。人们七嘴八舌地应着，抱怨里夹杂着玩笑，玩笑里隐藏着期盼。

我看着那位中年人认真倾听的侧脸，心里漾开一片微妙的敬意。或许，与民同乐并非施舍，而是一种深植于血脉的双向奔赴吧？

四

再后来，我的工作调到了城里，也已为人妻母，日子在城里安稳地铺开，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时代飞速发展，经济越来越好，穿越莱阳市中心的一级路上建起了一座新的汽车站——中心站，大部分乘客被分流到这里。再后来，买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动车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不知从何时起，那个曾经挤满送别与重逢的北汽车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出行越来越便捷，面临着飞机、动车、私家车等多个选择，谁还会想起这个当年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北汽车站呢？

直到某个冬天，友人说，北汽车站的院子里有一家很老的羊汤馆，羊汤的味道儿特别地道。我的心忽然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所有蒙尘的记忆顷刻苏醒。我急急地赶去了，像是赴一场与年少时光的邀约。

我的车子匆匆驶进久违的那个大院。院子老了，杂乱地停着许多车子，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地面沉默着，院子南侧那些蒸腾着烟火气与嘈杂人声的摊点，早已不知所踪。院子的深处，只剩几家饭店，安静地敞着门。当年的热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寂寥和冷清。

北汽车站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蜷缩在这个城市的一角，不再被关注，不再被记起。它又仿佛是一个沉默的挑夫，扁担的一头，是摇摇晃晃、充满汽笛与叮咛的昨天，另一头，却挑着我那沉甸甸的、永远也走不出去的故乡。

在我的心里，北汽车站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它是雪夜里指引亲情的灯火，是少年眼中理想的模样，更是一座横跨时光的桥：桥这头是揣着“雪花膏”童话的孩童，桥那头，是终于读懂所有颠簸与温暖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