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守莲

昆嵛山横亘烟台、威海两市，峰峦连绵，大小山头百余座，是胶东武装革命的圣地和红色摇篮。90年前的“一一·四”武装暴动队伍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是土地革命后期北方沿海地区和山东省内仅存的一支红军队伍。以其为骨干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走上抗日战场，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成为胶东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昆嵛山区这块红色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与人民鱼水相依、血肉相连，其中文登县（今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闫家泊子村的贫苦农民刘明达一家就是这块红色沃土上培育的革命家庭典型。

为信仰 秘密担任地下交通员

1927年12月26日，胶东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在莱阳前保驾山村（现隶属莱西市）诞生。1928年春，海阳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夏泽、黄崖底、桑梓口等村秘密建立起地下交通线，莱（阳）海（阳）边区党的活动呈燎原之势。1933年3月，中共胶东特别委员会成立，牟平与海阳交界的霄龙寺鸡鸭公司作为秘密联络站，负责印制和保存党的文件、密藏以及转送枪支弹药，与胶东各地党组织进行联络，各组织设地下交通员，负责重要情报的接收和传递。

为保证地下工作安全保密，实行交通员单线联系互不碰面的方式，每个交通员按照组织确定的秘密联络地点定时取信，再秘密投放到下一个交通站点。

文登地方党组织在位于当时的文(登)牟(平)威(海)三地交界处的文登县界石镇阎家泊子村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由秘密入党的共产党员刘明达担任地下交通员。刘明达个子高、腿长，走路快，在负责界石西院下初村、长夼店子两个党支部地下交通的4年间，把信件藏于粪篓里，从未出过差错，被胶东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之一的王亮称作“刘快腿”。有一次，刘明达被敌人怀疑，敌人把他抓到界石联庄会审问，坐“老虎凳”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只好把他给放了。

在“一一·四”武装暴动后的1935年到1938年，刘明达的家成为我党地下秘密联络点，王亮、陈英序等游击队领导经常在这里开会、食宿。为保证联络点安全，刘明达在自家房西头的菜园里建起一个两面坡的草铺子，在里面挖了地洞，用杂草掩盖洞口，以防被发现。

刘明达为了信仰做党的地下交通员，影响并带领四个子女和长媳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刘福考、次子刘振秀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刘明达强忍失去两个儿子和次媳的悲痛，把痛苦埋在心里，继续为党秘密进行地下交通工作，在生死线上为革命事业奔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村干部，继续为人民服务。

为信仰 宁死不当俘虏

刘明达的长子刘福考，原名刘振海，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参加中共胶东特委组织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一一·四”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东路三大队队长于得水率领突围的二十余名队员转入昆嵛山，刘福考随一大队队长王亮率领的十几名暴动队员转移到昆嵛山北麓。不久，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主持进山的两部分队员汇合在一起，继续擎起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的大旗，在于得水带领下，坚持在昆嵛山区进行战斗，刘福考家成为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

刘福考跟随胶东红军游击队，几乎住遍了昆嵛山上的大小石洞，尝遍了漫山遍野的山果野菜，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袭扰得敌人惶恐不安。敌人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清剿”，妄图扑灭胶东革命的烈焰。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刘福考和游击队员们采取分散与集中、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反“清剿”战斗，巩固发展昆嵛山的红色革命根据地。1936年6月2日，刘福考参加胶东红军游击队奇袭界石联庄会战斗，大获全胜。战后，他动员全家帮助游击队掩藏了缴获的武器。7月31日晚，王亮率领刘福考等9人小组，惩处作恶多端的国民党密探江全德。刘福考亲手处决了江全德后，小组成员在向西撤退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大批军警的伏击，刘福考腰部中弹负伤。为掩护其他同志撤离，刘福考强忍疼痛，匍匐在沟旁连续向敌人射击，不幸又连中两枪，肠子流了出来。刘福考置生死于度外，只有一个信念：“不当俘虏！不能把枪落在敌人手里！”他一只手捂着流出肠子的伤口，一只手用力扒土，埋藏了枪支，咬紧牙关，拖着血流不止的身躯，趁黑夜艰难地向姜家泊子村边的孤房爬去。当他挨近门口，吃力地叫人时，早被枪声惊醒的王大爷打开门，看到躺着的血人是刘福考，马上找来两个年轻人把他送回了闫家泊子村的家里。

刘福考回到家，天还没亮。他知道情况紧急，强打精神，断断续续向父亲讲述了负伤经过，央求说：“爹，敌人一定会搜查，反正我是活不了的，宁死也不能做俘虏!你快用绳子勒死我吧！我死后，你把枪挖出来交给游击队。”父亲见到血肉模糊的儿子，早已肝胆俱裂，听到儿子的要求，他全身颤抖，哪能下得去手？但不绝于耳的狗吠声说明搜捕的敌人已经进了村！刘福考再三请求：“快！快！敌人马上就要来了！”悲恸欲绝的刘明达凭着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背起儿子，藏身于玉米地。

进村搜查刘福考的敌人毫无收获，便开始漫山遍野进行搜索。刘福考凭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坚定信念，拼尽全力，躲进了玉米地的枯井底，涌进玉米地搜查的敌人一无所获。

敌人前脚离开，刘明达后脚奔进来，听到枯井里传来微弱的喘息声，他急忙过去，竟看到儿子倚在不深的井底。敌人的搜查仍在继续，刘明达找了根绳子，把刘福考从井底拉上来，毫不犹豫地把他背到了草木茂盛的祖茔地。奄奄一息的刘福考再次示意父亲赶快动手，刘明达也明白儿子确实活不成了，却怎么也无法对亲骨肉下手。但儿子“宁死不当俘虏”的坚定信念激励着他，他咬破嘴唇，在树上为儿子拴好了绳索，含泪离开了茔地……

贼心不死的敌人搜不到刘福考，就毒打刘明达夫妻。天明折返回村的清剿队顺着血迹追到刘家祖茔，才相信刘福考“宁死不当俘虏”，自缢身亡。

敌人抓不到活人，连尸体也不放过，残忍地割下刘福考的头颅，挂到汪疃集示众。痛失儿子的刘明达妻子发疯般地哭喊着，冒死把头颅抢了回来，悲痛欲绝地抱着儿子的头颅在河边蹲下，用颤抖的手蘸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擦洗儿子头颅的血污，为儿子洗净了最后一次脸，埋葬了儿子。

遭受毒打又经受失子痛苦折磨的刘明达妻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身体萎缩得几乎佝偻成圈，长期疼痛难忍，但她仍坚贞不屈地帮助丈夫做地下交通工作。

1941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刘明达次子刘振秀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同年8月，他与6名战士到牟平双岭前村执行战斗任务时，不幸被日伪军包围被捕，遭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敌人得不到情报，残忍地将7人活埋。年仅23岁的刘振秀牺牲后，其妻子不堪打击病逝，留下了一岁多的儿子。

为信仰 继承丈夫遗志

刘福考牺牲时年仅21岁，给年轻的妻子王淑贞留下了2岁的女儿和怀孕8个月的遗腹子。丧夫之痛没有击倒这个柔弱的女人，她强忍悲痛，在刘福考牺牲两个月后生下了儿子。她到丈夫坟前立誓：一定要把儿女抚养成人，走丈夫没有走完的路，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淑贞原名王国兰，1915年5月出生于山东文登。刘福考牺牲后，为继承丈夫遗志，毅然将名字由“国兰”改为“淑贞”。在日、伪军狼狈为奸，疯狂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昆嵛山一带成为白色恐怖重灾区的形势下，她于1939年10月11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应对革命斗争的严峻形势，地下党组织实行单线联系开展工作，保密性极强，王淑贞不知道公公是早期入党的地下交通员，刘明达也不知道儿媳已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不连累儿媳一家，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共产党员刘明达对妻子说：“我随时可能牺牲，福考只留下了两根苗，我不能连累她们母子，你劝劝她，带着孩子找个好人家改嫁吧！要不，分出去自己过也行。”

不了解公公身份的王淑贞把此事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党组织从对付敌人、有利情报安全传递方面考虑，决定顺势而为，全力支持王淑贞另立门户，借机寻找一处偏僻住房，作为新的秘密联络点，以躲避敌人耳目。王淑贞承担地下交通员这一重要而又危险的工作后，她的家也成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干部在菜窖子里开会，她带着孩子挖野菜、做针线活打掩护，还为同志们烧水送饭。

那时传递的情报（纸信）一般分三种：没做标记的属于普通；插鸡毛的，表示十分重要，要赶快送；插着一根鸡毛和一根火柴的，表示十万火急，要不惜一切代价送出。为防止被敌人抓到暴露秘密，王淑贞几经思忖，想出了一个装疯的办法。于是，“王疯子”“疯婆子”便取代了阎家泊子村那个贤惠的刘家媳妇。王淑贞遭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白眼和嘲笑。

为到阎家泊子村外三里地一处山神庙宇旁石窝子中的秘密联络点传递情报，白天她假装上山挖野菜，晚上伪装成去庙宇祈福，不仅要面对天黑草深、豺狼野兽，最担心的是被人怀疑、盘问。无论遇到多么亲近和熟悉的人，王淑贞都牢记党纪，假装不识，从未露出破绽。

为麻痹敌人，王淑贞挽起发髻，将写有情报的纸条卷在发髻里，插上结婚时刘福考送给她的那朵珠花，颠着小脚往返奔波于情报点之间，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种情报传递任务，从未出过一点差错。

1947年起，王淑贞先后担任了阎家泊子村青救会长、妇救会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她逐户动员村内年轻人南下支前，不到百户的阎家泊子村，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参军上阵，被评为全区支前模范村。

新中国成立后，王淑贞担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与村民一起垦荒山、开良田，努力改变全村面貌。1983年，年近七旬的王淑贞退出一线岗位，当起了村里的党风廉政监督员。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颠着小脚跑前跑后，100岁时还坚持步行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帮助村里义务清扫街道。

刘明达一家人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前赴后继干革命，成为一门两烈士、两名地下交通员、五名共产党员的革命家庭。正如刘福考烈士故居大门上“天福惊雷震四海，昆嵛贞杰炳千秋”的楹联，革命家庭红色血脉相传，红色精神永放光芒。刘明达女儿刘振贤在两个哥哥牺牲后，20岁入党，担任了里口区妇女主任；幺儿刘振池16岁参军，1950年入党，转业后担任过青岛国棉三厂党委副书记。他们牢记党的宗旨，在各自的岗位上追求着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

作者注：参考资料采自昆嵛山红军展览馆、昆嵛山革命陈列馆、胶东革命文献陈列馆以及图书《红色胶东英烈故事》第一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