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牟氏庄园家族人才辈出，著述颇多。牟培勋是牟家晚期才俊之一，他的《稼书轩文稿》，人谓“有陌人（牟庭）之风”。

饱学正义之士

牟培勋，字绩卿，清同治元年（1862）出生于栖霞禾家庄村，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也深受清末革命新潮的影响。

牟培勋家境贫寒，自幼嗜学，志存高远，夜晚读书无灯油，便效法古人囊萤映雪，燃起香头苦读。为减轻家庭负担，他19岁便应聘当塾师，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拔贡。按理说，中了拔贡，便可做官，可做官得“候缺”。无奈，便跟马陵冢村李氏外出当差。李氏是花钱捐的县官，无才无德。有一次，道台问他：“栖霞有几鼎人物？”李回答不上，又问栖霞特产，他还是回答不上，栽了跟头。回衙后，牟培勋告知他：栖霞有三鼎人物：丘处机、郝懿行、牟庭；特产是蚕茧，李氏这才恍然大悟。

李氏捐官要捞回血本，上任第一年未露马脚，第二年就原形毕露。牟培勋为不惹麻烦，便辞职重操教书旧业。

牟培勋有一北乡学生的父亲经商，视钱如命，一年后，辞退先生，说：“牟先生，我儿子书念得再好，也抵不过你，即使抵过你，一年才挣30块银元，不够我一天挣的。”

牟培勋为人正直，诲人不倦，在栖霞城很有声望，愿意接近、交好他的人接踵而来。有人找他是挖门（方言，非正常手段）打官司，凡是违背常理的事，他一概不掺和。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一天正在上课，他在北乡教的那个学生匆匆跑来，边哭边说：“先生，有人诬告我爹出假钱，把他抓了，你快救救他吧！”牟培勋念此生从未说过谎，便到衙门说情，放了他父亲。事后得知，此人真出过假钱，衙门并没冤枉他，牟培勋对此后悔不已，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亲善疏恶，是非分明，是大家公认的正人君子。

与时俱进之良师

在新思潮的影响与冲击下，旧教育制度面临崩溃。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被废止，私塾被新式学堂取代。为科举效力百余年的霞山书院，改办成新式学堂，牟培勋等多位德高望重的塾师应聘任教。作为主事的牟培勋，呕心沥血，克服无教材、无经验的困难，为过渡时期的教育建功立业。

1911年的辛亥革命摧毁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正当一些遗老遗少沮丧之时，牟培勋挥毫写下“念二省山河再造；四千年日月重新”的贺联，令人耳目一新，备受鼓舞。

因实行新学制，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霞山书院也在原有初级学堂的基础上建立起全县第一所高等小学，校长由牟培勋的弟子牟敏担任。牟培勋是当仁不让的高级部国文老师。

牟培勋致力私塾教育已逾三十年，他思想开明，与时俱进，既教书，亦育人，率先倡导“德、智、体”兼顾的教育理念。受时代局限，他的所谓“德”，离不开“孝悌谨言爱众亲仁”的观念，但仍不失为引人向真、善、美的正确方向。他提倡学以致用，反对死背教条，教育学生志存高远，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常以栖霞的郝懿行、牟庭等先辈为榜样，鼓励学生“身体而力行之，复扩充而光大之”。

牟先生治学，严爱相济，从不训斥或动用戒尺；他讲课，紧贴实际，古今典型事例信手拈来：校外三棵老槐及河堤垂柳，他打比方说：“柳而垂，有谦让之意焉；槐而三，各耸立，有争胜之慨。”以此来教导学生“性格倨傲者视垂柳，志气萎靡者视三槐”。

牟先生爱生如子，有口皆碑。有一年放寒假，天气突变，风雪交加，学生走后，先生放心不下，再三念叨：“为何不劝留他们。”第二天，有冻死人畜的消息传来，他跺足自怨：“学生倘有不测，吾罪将安辞！”第三天，他打听到学生们都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牟培勋事无巨细，率先垂范，日常诸事，均能身先而行。比如，民国后规定清明为植树节，先生对“学校尤须首先种植”倍加拥护。1916年清明前夕，先生偶染风寒，“不敢出校门一步”。清明那天，病情稍减，他就勉强起身，带领学生，各持树苗、工具，来到东顶植树地点，准备分头种植。学生们从未植过树，互相顾盼，都有难色，先生说：“天下事皆可学而能之。”接着便示范起来。一会儿，校长与各教员接踵而至，大家紧张有序地干着，县知事也率同僚及技术人员前来，诸生为之一振，群起奋锹掘土，各尽其责，不到中午，任务就完成了。先生环顾诸生，个个面带喜色，顿觉浑身轻松，病也痊愈了。

牟先生尤精作文，几十年笔耕不辍，无论说理抒情，均能妙笔生花，每次出题令学生作文，他都同时写一篇，评讲学生作文后，便以自文相示，颇有引领作用。牟先生擅长书法，字迹俊秀，每有所作，均用蝇头小楷誊清。积久，装订成册，在学生中传阅。

众口盛赞《文稿》

牟培勋的书稿，在学生中赢得好评，消息很快传开。1917年，河南人马宪章来栖霞县任知事，马对文教事业十分重视，曾在县城创立三所模范小学，并称：“一县的兴衰在于文化。”他对牟的书稿十分欣赏，只因去职仓促，未待阅完便离去。1923年，闽人高同传知栖霞，看了牟先生的书稿，赞曰：“有陌人（牟庭）之风。”及至1924年，蓬莱人陈纪云到任后，听说这本备受好评的书稿，即借来阅读，大加赞叹：“如此大作，惜无人知，岂能任牟公之心血沉于九渊，遗恨千古。”遂援笔逐篇加评，同人中爱好者如蔭午、树人等，也争选读加评，不久便有《稼书轩文稿》四卷问世。

笔者所看到的是1925年12月，由陈纪云与同盟会栖霞四君子之一、牟培勋的学生栾钟尧分别作序，由霞邑石印局承印的版本。全书共收文稿112篇。浏览后发现，先生之作有以下特色：一，用文言体写作，短小精悍，每篇六七百字，罕见千字文；二，不管何种文体，均能切中肯綮，突出中心，言之有物；三，不论说古道今，记人言事，均有新视角，不步他人后尘。如第一卷，侧重说理，开卷第一篇是《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论》，题目本身即主题，这与牟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做人标准有关。人品上乘的可为人师第一，学问上乘的可为人师第二，二者缺一不可。他写道：“经学渊博而人品多疵，只不过一经生耳，焉得为经师！”并深层论述，那些“以经术饰奸，甚至以经术误国”者，“其为人固卑不足道”。此题本是马宪章知事考师范生之题，牟培勋不仅亲作，还被收作书稿头篇。

其书稿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非常多，上溯至秦始皇，下延至戚继光、蔡锷。历史上人所共知的人物事件，几乎都写到。一人一文，一事一议，唯有汉武帝写了三篇，这是为何？一是他对汉武帝有特别的评价，另外，三篇文章并未有重复话题，第一篇是对汉武帝才能和功过的总评价，牟先生说，人君“无过则无才，无才则无大过，亦无大功，纵黼黻（fǔ fú礼服上华美的花纹）承平居安无事，不过一庸主耳，即工之亦不过一中主耳，又安望其旋转乾坤、茂伐卓著，大放光彩于青史乎”？

文中批评其有“营宫室、求神仙、行封禅等种种弊政”，但比起“好儒术、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坠绪茫茫”及“自秦亡以还，蛮夷氐羌皆群起而垂涎中土，自非四出征讨，以壮国威，则神州赤县之区，将与异族共居之矣，欲求二千年一统之盛，岂可得哉”？功浮于过，并判曰：“管子有百年之计，武帝有数千年之计也！”接下来的两篇《汉武帝崇儒术论》《汉武帝诏州郡求茂才异等可使绝国者论》，是从两个侧面具体论述武帝的治国方略以充实前篇的论证，令人信服。

书中所收记述体文稿，也尽为亲历亲见。如《清明节植树记》《方堤新柳记》《城校门前三槐记》等，通过对自身或眼前生活片段的描写，反映时代特点，寄予新的寓意或希望，十分有感染力和影响力。

在书稿第三卷碑文系列里，偶然翻到一篇《徐家村失火重建碑文》篇，没想到我老伴的家乡徐家村还曾遭遇过这么一场灾祸，村里恐少有人知。

徐家村与福山区的张格庄比邻。据我的老伴猜测，可能是由于久旱物燥，100年前确实发生过一场火灾。当时，一家的草房突兀着火，未待浇灭，附近草房相继冒火。既无火种，也非蔓延，人们都称其为“天火”。一场火灾过后，数十户人家寸草未留，惨不忍睹。那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官府无人赈灾抚民，村民的日子怎么过？碑文记载了火灾的情势及群众自发救助的实况：

民国八年（1919）夏，距城东北百里许，有徐家村，春三月既望，突失火，延烧数十户。时天旱水涸，风狂吼，烟焰蔽空，人力莫能施尽，一昼夜方熄。虽未伤一人，而庐舍什物，举为灭矣。老幼集街衢，惊号之声震山谷。以素称淳厚之区，祸来不测，竟至如此，噫，亦惨矣。

旋有以重建铭德镌仁，乞文于子者，谓一村数十户失火，邻村走而救之，继以周恤者，不下千百户，义浆仁粟，源源而来，浩劫余生，得此少甦矣。至邹君会堂、刘君翰舫、于君梓生与小苑，皆福山人也，各劝募金钱若干，按户分润，借资修葺，井庐再造，焕然一新。在诸君固施惠不言德，而受惠者，岂能或忘耶？方今灾区遍天下，非困于饥馑，即危于兵戎。登泰山而左右顾，直不啻有百万生灵，焦头烂额于烈焰灰烬中，而急呼拯救。而当道衮衮诸公及乡闾守财虏，大都视同秦越，谁肯以一杯水救车薪火？求如徐家村之邻村或邻邑，畛域胥融、同舟共济者，盖不数数觏。

……

撰碑文者，生活在那个年代，无法想象如今一地有难、八方救援的动人场面，但字里行间明显看出，他被来自邻村、邻邑自发救援的行为所打动，赞扬徐家火灾救援中彰显的淳厚乡风民俗。据此碑文，也为我们了解先辈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生活状况，留下一份珍贵资料。《稼书轩文稿》的存世价值，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