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第一次知道李杭育先生，是在杭州潮湿的梅雨季。那时我刚迁居江南半年，总不适应这缠绵的雨，便常去图书馆借些旧杂志打发时光。就是在1985年那期泛黄的《江南》上，我读到了他的葛川江故事——那些文字竟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我想象里的北方。

说来奇妙，一个在江南成名的作家，笔下却带着胶东海风的咸涩。后来才知道，李杭育确实是胶东人。这便解释了他文字里那种特别的气质：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文坛上，他像一棵移栽南方的白杨，枝叶间还保留着北方的挺拔。

我最爱他写的葛川江。别人写水多是柔的、软的，他的江水却是“有骨头”的。“葛川江的落日像一颗砸进江心的铜钉，把整条江钉在大地上”——这样的句子，让我这个北方人读得眼眶发热。那不只是写景，那是把北方人血脉里的硬气带进了温软的江南水乡。记得有个傍晚，我在西湖边看落日，忽然想起他笔下那个在江边修补渔网的老人：“他补网的姿势，像是在给这条江缝合伤口。”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写的从来不只是风景，是人在天地间的姿态。

但真正让我理解李杭育的，是他沉寂二十年后的回归。2015年，《公猪案》问世。这部小说来得太突然，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朋友们都说，等了二十年，等来的竟是一本写猪的书？可当我翻开书页，立刻被那个奇诡的世界攫住了。

三个时代，三个来福，三头叫旺财的公猪。太平天国的烽烟里，土改的浪潮中，喧嚣的当下——人和猪的命运在时光里轮回。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彻底抛弃了从前最擅长的静态描写。那个曾经把葛川江写得如油画般凝重的作家，如今让文字奔跑起来：“来福和旺财在田埂上走着，蚂蚁列队穿过血渍，时光在他们身后合拢又分开。”

这二十年他去了哪里？后来在他的博客里，我慢慢找到了答案。他的博客像个热闹的集市：今天晒一幅刚完成的油画，墨色淋漓；明天写一段买菜经，活色生香；偶尔还会抱怨学生的论文改得头疼。完全不是想象中苦大仇深的作家模样。有篇博文我印象极深，他说在匈牙利电影里看到一个男人赶着公猪走在村路上，“那个画面没有故事，只有节奏，像心跳一样朴素的节奏”。这一念，就是十年。直到某个学生问起：“老师，那个赶猪的故事你写了吗？”

原来最好的故事，需要等到能听懂它心跳的时候才动笔。我突然想起胶东老家的渔民说过：最好的海参要等到季风转向时才捕捞。写作大概也是如此——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要急着破土，有些故事需要在时间里醒得更久。

《公猪案》里有个细节让我落泪：土改时期的来福，眼睁睁看着旺财被牵走，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蹲在地上，把猪槽里剩下的食渣一粒粒捡起来吃了。李杭育写：“有些痛是说不出的，就像公猪不会哭，只会更凶地撞向栏杆。”这哪里是在写猪？分明是写一代代中国人沉默的坚韧。

这种对人性的体恤，或许正来自他日常的烟火生活。他的博客里，写作、画画、教书、买菜——这些事平起平坐。某天他写道：“早上改完稿子，发现葱不够了，赶紧去菜场。挑葱时要选根上带泥的，这样的香。”读到这里我会心一笑，这就是胶东人的实在：再大的才情，也要在一粥一饭里落地。

这让我想起他说的“写作的快感”。他说以前写作太苦，总想着要承担什么、表达什么，像扛着石头上山。现在终于明白，写作首先要是快乐的，是内心有东西要满溢出来的自然流淌。为了这种自由，他用了二十年挣脱“中国式写作”的桎梏——那种必须一个主题、一个事件、处处都要指向中心的写法。

《公猪案》就是他自由的证明。三个时代平行交错，没有过渡，没有解释，像三条同时流动的河。读者要在时光的迷宫里自己找路。他说这是“凌驾于文本之上”，我倒觉得，这是他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说话方式——像胶东老农讲故事，不讲章法，但自有筋骨。

去年秋天，我回了趟胶东老家。走在收获后的花生地里，忽然想起李杭育写过，他父亲总要把最饱满的花生留作种子。“留种的花生不能马上吃，要挂在通风处，等到来年。”这话像极了注脚——他把自己挂了二十年，不是为了风干，是为了等待最适合播种的季节。

如今再读他的博客，看他在书法、油画、教学和买菜之间自如切换，我渐渐懂了：一个真正的作家，最终要超越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曾经熟悉的套路。就像胶东的海，潮涨潮落从来不是重复，每次带来的都是新的海藻、贝壳，和不一样的海风。

有时候我会想象，在杭州某个寻常的居民楼里，李杭育可能正对着画布调色，厨房里炖着汤，书桌上摊着未完成的手稿。窗外的桂花香飘进来，和松节油的味道混在一起——这就是创作最真实的样子：不是苦修，是生活；不是挣扎，是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