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义杰

门楼是个村，也是门楼公社驻地。地方不大，却几乎装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

1981年秋天，我们公社在五百名小升初的学生中选拔了前八十名，把我们送到了福山二中（福山县改成福山区后，福山二中也改成了烟台十八中）。福山二中就坐落在门楼村，是1958年建校的。学校西头就是有名的门楼水库，水面在太阳底下总闪烁着碎银子似的光，显得宽广无边。

重点班分了两个，我有幸跻身其中。从散养到圈养，这转变实在突然。先前在村里，我活脱脱是个野猴子——上学不过是每日里的一小段插曲，更多时候是在山上拾草，下河摸鱼，跟着村里会拳脚的大人们比划。忽然间，整天被圈在这四四方方的校园里，白天上课不说，早晚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上自习，这对一个野惯了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上了紧箍咒。

校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青砖灰瓦。夏天，教室里的椽子上会垂下吊死鬼（一种小青虫），女生们见了总要尖叫；冬天，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在我们的作业本上打转转。宿舍是大通铺，二十几个半大小子挤在一起，那味道，像是捂坏了的咸菜缸又扔进去几只臭袜子。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我的六年中学生活。

校长的巴掌

我一生到目前为止，就挨过一次巴掌。那是校长的巴掌。

这事得从那个燥热的午后说起。夏蝉的嘶鸣令人心烦意乱，教室像个蒸笼。我瞅着讲台上语文老师汗湿的后背，忽然灵光一闪，对着前后左右五个最调皮的伙伴使了个眼色。下课后我们溜出校门，一路小跑着扑向门楼水库。

水库里的水清凉凉地浸润着皮肤，那叫一个舒坦。我们在水里扑腾，像六条撒欢的野狗。岸边系着条小木船，不知是谁家的。我们互相瞅瞅，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船在水面上晃晃悠悠，我们学着戏文里的好汉，把竹篙当长枪挥舞。正闹得欢实，岸上传来一声断喝：“小兔崽子，给我下来！”

水库管理员是个黑脸汉子，拎着我们的衣领子，像拎小鸡似地把我们从船上提溜下来。他给学校打了个电话，那头的董校长气得声音都在发抖。

不多时，我们就看见校门口那个熟悉的身影——满头白发的董校长正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来也怪，董校长那年不过四十出头，头发却白得像落了雪。

“谁带头的？”校长站在我们面前，胸口一起一伏，那双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我往前站了一步：“我带头的。”校长挥手一巴掌向我肩膀拍来。我那时练拳练出了本能，身子一拧就闪开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校长勃然大怒：“你还敢躲？”他跳将起来——真的，我至今记得他那略显笨拙的跳跃——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我脸上。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他喘着粗气问。我捂着脸不吭声。“水库每年淹死多少人你知道吗？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们爹娘交代？”校长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那白发在风里抖着。“明天你们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检讨不过关一律开除。”

第二天傍晚下课，我刚走出教室，看见董校长站在那里。他迎上来，伸手摸了摸我的脸，脸上挤出一丝艰难的笑容：“脸还疼吗？”见我默不作声，他叹了口气：“唉，我脾气不好，打人不对。我向你道歉。”我默不作声地呆立着。他摇摇头，转身慢慢离去，嘴里喃喃着：“将来你们要是当父母了，或许能理解我。”

刘老师的信

洗澡事件过去没多久，我就动了辍学的念头。

现在想来，那是一种少年特有的叛逆和迷茫。我觉得读书没意思，整天关在教室里，不如回家自在。于是一天中午，我收拾了铺盖卷，准备不辞而别。

班主任刘锡贵老师在宿舍门口拦住了我。刘老师是个中等身材的民办教师，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

“不到周末，怎么要收拾东西回家呢？”我撒了个谎：“俺爸不让我念书了。”刘老师盯着我看了半晌，说：“你跟我来。”他回到办公室，拿出信纸和信封，伏案写了起来，写完郑重地封好口：“把这封信交给你爸爸。”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像有只猫在抓。终于忍不住，躲在路边的麦秸垛后面，小心翼翼地拆开了那封信。

信上的字迹工工整整，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尊敬的家长大哥：咱农村孩子现在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读书考学，二是当兵。这两条出路都需要文化支撑。您的孩子在这两方面都有潜力。如果现在放弃学业，就成了个半文盲，可惜了孩子的一生。请务必让他回到学校……”

我看着看着，忽然觉得脸上发烫。说不清是羞愧还是别的什么，我心里一阵乱，把信撕得粉碎，扬手撒进了风里。

回家后，我像脱缰的野马，整天和村里的孩子们疯玩。到了第三天傍晚，我们正在村头的打谷场上摔跤，弟弟气喘吁吁地跑来：“哥，家里来客了，爸爸让你回去。”

进门一看，我愣住了——刘老师正坐在我家那把破椅子上，和我爸聊得火热。桌上放着一包点心，那是当时最金贵的礼品。

看见我，刘老师站起来说：“我和你爸爸商量好了，你还是要回去上学。现在就跟我走吧，我骑车载着你。”我爸在旁边搓着手，憨厚地笑着：“听老师的，听老师的。”

刘老师的自行车是辆旧的“大金鹿”，后座上绑着我的铺盖卷。我坐在前面的大梁上，硌得屁股生疼。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路两旁的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

一路上，刘老师的话就没停过。从“知识改变命运”说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又从“书中自有黄金屋”说到“男儿当自强”。说到激动处，他还会腾出一只手来挥舞，车子就跟着歪歪扭扭地画着龙。

快到校门口时，他忽然说：“你知道吗？校长在学校发了话，他说，这孩子虽然调皮，但没到不让他读书的程度，可以调教，说不定是个好材料。”

我的鼻子忽然就酸了。

钟老师的瓜子

1984年的秋日，我上高一了，还是在这所学校。不过名字已经由福山二中变成烟台十八中了。

第一次经过高中语文组办公室，看见一个老师倚在门框上，精瘦的身子嵌在斜阳里，活像一柄被岁月磨薄了的戒尺，黑框大眼镜占去瓜子脸的大半，没想到这就是教我们语文的钟立刻老师。他上课说话时，总蹦出“故而”“然而”的雅词，惹得我们这群泥地里滚大的孩子暗自咂舌。

这位老师有个嗜好——嗑瓜子。每当他讲完课，任由我们在段落间讨论时，便从藏蓝中山装兜里变戏法似地摸出几粒瓜子。兰花指轻巧一捻，“咔”的一声脆响从齿间迸出，那声响清冽如冰裂，竟比粉笔敲击黑板的嗒嗒声更催人清醒。

说来惭愧，我那会儿的作文在初中语文老师们的眼里活像锅杂烩汤。初中老师曾点评：“东山逮只兔，西山抓只鸡，满纸跑牲口！”上高一的第一篇作文，我照旧稀里糊涂地写了几页纸交上去了，不料三天后的晚自习，竟被传唤至语文组。

语文组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钟老师从作业堆里抬起脸，镜片后的眼睛弯成两道墨线。“来来来，”他枯瘦的手掌探进裤兜，抓出一把瓜子，不由分说地塞进我汗湿的掌心，“说说看，怎么想到把孔乙己比作浸了盐渍的瓜子仁？”

我愣怔地嗑开第一粒瓜子，咸香在舌尖炸开的刹那，我感觉到这瓜子原来是五香味的。听见他轻叩着我的作文本说：“好味道，这是能嗑出铜钱的。”

自那以后，我成了语文组的常客。青砖墙边，钟老师倚着掉漆的门框，我靠着斑驳的墙皮，师生二人相对嗑瓜子。钟老师说，命题作文不是你的强项，但或许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他评点《故乡》时甩出个“故而”，随手撒在我掌心的瓜子便多出三五粒；说到《背影》里月台的细节，又会突然截住话头：“这段要重写——且慢，先把这撮瓜子嗑完。”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算是个作家了，但不清楚是不是钟老师当时心目中的那样的作家。现在我伏案写作时，案头总要放点瓜子。每当文思滞涩时，便拈起一粒轻轻嗑开。脆响声中，那个瘦削的身影总会从记忆深处浮现，镜片后的目光依然清亮：“且慢，再添把瓜子。”

我的“官职”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1985年，我上高二了，也长成大人的样子了。

那是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半大小子们的精力无处发泄。门楼镇上十八九岁的小青年，经常到学校来找乐子。他们专挑老实学生欺负，收个三块两块的“保护费”，耍耍威风。

这帮人里有几个特别出名：瘸梅儿，走路一瘸一拐，眼神却凶得很；双珠儿，因为斗鸡眼得了这个诨名；小老虎，个子矮小却异常彪悍。最出名的要数“哈迷蚩”——这绰号来源于《岳飞传》里的军师哈迷蚩。那军师鼻子不通气，说话含混，这小子也有同样的毛病，于是就有了这个外号。

一天傍晚，我在校门口看见哈迷蚩带着个小喽啰，正揪着一个初一学生的衣领。那孩子吓得脸色发白，哆哆嗦嗦地在兜里掏钱。

突见董校长从校门里冲了出来，他想推开哈迷蚩，却被对方反手抓住了胳膊，两个人撕扯起来。董校长那一米六的个头，在牛高马大的哈迷蚩面前，显得格外瘦小。董校长怒声喝道：“你胆大包天，竟敢欺负我的学生！”

我看不下去了，一个箭步冲上去，双臂较劲，把哈迷蚩推出去三米远。这一下，当事双方都愣住了。

哈迷蚩吸了吸鼻子，那声音像破了的风箱：“你小子敢动老子，活腻歪了！”说着向我冲了过来。董校长眼看我要吃亏，大喊一声：“给我打，出问题我负责！”有这句话垫底，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我从小练武，看见打架就像吃面条一样欢喜。我迎着哈迷蚩冲上去，一记冲天炮正中他胸口。他往后踉跄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的同伙见状，怪叫一声：“风紧，扯呼！”拽起哈迷蚩就跑。

董校长一手掐腰，一手指着他们的背影：“跑到我们学校来闹事，不知天高地厚！我的学生里高手如云，要是再敢来闹事，决不轻饶！”

夕阳给他的白发镀了一层金边，那一刻，这个一米六高的半拉老头，在我眼里忽然变得高大无比。

这事过后，董校长给我封了个官职——护校。这大概是现代教育史上最模糊的一个职务了。没有任命书，没有级别，甚至连具体职责都不清楚。但董校长亲口对我宣布的：“以后学校的治安，你要多看着点！”

从那以后，我果真像模像样地当起了这个“官”。每天晚自习后，我都要在校园里巡视一圈；发现有校外人员骚扰学生，我就出面调解；偶尔还会帮着老师处理学生之间的纠纷。

说来也怪，自从我当了这个“护校”，学校真的太平了许多。连哈迷蚩那伙人，见了我都会点头哈腰，算是打过招呼。

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些往事。校长的巴掌，刘老师的信，钟老师的瓜子，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官职”，都在岁月的沉淀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