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转眼霜降已过，不由得想起家乡院子里的那棵老柿树，每年这几日便会热闹起来：原先藏在绿叶里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忽然都给点亮了。叶子落得差不多了，枝干清癯地伸着，越发衬得那柿子红得浓烈，红得浑圆，沉甸甸地压着枝头，仿佛再有一阵小风，就要坠下来似的。昨天村里的二婶子在电话里说：“霜降了，柿子才甜得透。”

霜降这节气，名字就带着一股清冽冽的寒气。不像“立春”“清明”那般温和，也不像“夏至”“秋分”那般只是个时令的记号。“霜降”二字，是带着动作，带着声响，带着质感的。你仿佛能看见，在那深秋的后半夜，万籁俱寂，天地间最后一缕温热的气息也消散了，于是，那寒气便从九天之上，悄无声息地“降”了下来，像最细的粉末，像无形的画笔，轻轻落在草的叶尖，落在瓦的檐头，落在一切敢于承担的物事上。待到天明，推窗一看，白花花的一片，太阳一照，便闪出些细碎的、羞怯的光芒来。这便是霜了。

这景象，如今在城里是难得一见了。水泥地是存不住霜的，空调外机吐着不合时宜的热气，扰了这寒气的清净。霜降，似乎只成了日历上一个清冷的名词，或是天气预报里一句干巴巴的提醒。但在我的记忆里，在老家的乡下，霜降却是一桩郑重其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

那时候，霜降前后的风，味道是不同的。不再是秋分时那种干爽的、带着草木碎屑的风，而是变得潮湿、尖利，像无形的凉水，从衣领和袖口直往里钻。田里的稻子早已收尽，裸露出大片赭色的土地。田埂上的草，先是边缘泛黄，而后这黄色便不可抗拒地向中心蔓延，最后成了枯脆的一团。最有趣的，是那田垄上种的几畦白菜。白日里看，还是支棱着的、绿生生的模样；一早起来，每一片叶子上都敷着一层均匀的白霜，软软地耷拉下来，像是受了委屈。祖母总要赶在太阳出来前，去拔几棵回来。她说，这时的白菜，叫“霜打白菜”，味道是甜的。我起初不信，煮熟了一尝，果然，那股平日里略带生涩的青草气全然不见了，只剩下一种柔和的、清甜的软糯。那时不懂，现在想来，大约是植物为了抵御严寒，将体内的淀粉转化成了糖分。这甜，是它挣扎着活下去的力气呢。

霜降于草木，是一场严酷的考验，也是一番脱胎换骨的历练。枫树和乌桕，必得要经了这般寒气，叶子才会酡红如醉；那路旁的木芙蓉，晨起看时，粉嫩的花瓣给冻得僵白，太阳一晒，才又慢慢缓过来，透出一种憔悴的美。它们不像春花那般争奇斗艳，倒像是把一生的精气神，都攒在这最后的光景里，孤注一掷地燃烧。这美，是悲壮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

人也是要应这节气的。霜降一到，祖母便要从那厚重的樟木箱子里翻出棉衣和棉被来晒。阳光透过稀疏的梧桐叶子，暖暖地照在那些蓬松的衣物上，扬起许多细小的、飞舞的尘埃，那里面，有樟脑丸的辛洌，也有阳光的干爽，是一种极稳妥、极安心的味道。街坊邻里见了面，招呼的话也变了，不再是“吃了吗”，而是“天凉了，多加件衣裳”。这朴素的关切里，藏着对天地节律最本能的敬畏与顺从。晚饭的桌上，也定然会添一道热腾腾的羊肉锅子，或是板栗焖鸡，吃得人浑身暖洋洋的。窗外即便是寒风呼啸，心里也是暖的，我又抬头望了望那棵柿树。一只灰雀飞来，试探着啄食那最红的一个柿子。它的喙一碰，那柿子便剧烈地摇晃起来，终究没有落下。这情景，忽然让我有些出神。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咸俯。”说的是豺狼开始为过冬储备食物，草木纷纷凋零，虫儿们也藏入穴中，不动不食，准备冬眠了。这是一个收敛、闭藏、归于寂静的时节。天地万物，都在这渐深的寒意里，找到了自己安顿的方式。

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似乎与这节律脱了节。我们靠着空调与暖气，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个恒温的、狭小的四季。我们不再关心今夜是否有霜，只关心明早是否堵车。我们失去了对自然最细微的感知，也便失去了许多由这感知而来的、朴素的诗意与哲理。

霜降，降下的不独是霜，更是一种态度。它告诉我们，繁华（春天的花，夏天的叶）已经过去，萧瑟是必然的归宿。它不像春风那样鼓动你“向前”，它只是沉静地提醒你，“该回家了”。回哪个家？回到生命最本质的、向内求的安稳里。这就像一个人，走过了青葱勃发的少年，度过了热烈奔放的中年，终于要步入一个沉静内敛的晚年了。这并非衰败，而是一种成熟，一种将一切外在的绚烂，收归于内心丰盈的过程。

夜渐渐深了，风也更凉了些。我关上半扇窗，留一丝缝隙，好让那清冽的秋气透些进来。书是看不进去了，心里反倒是一片澄明。那红彤彤的柿子，那记忆中“霜打白菜”的甜，那祖母晒棉被的阳光，都融在这澄明里。我知道，今夜过后，清晨的草木上或许仍不见白霜，但节气已至，天地间的那股肃杀之气是确确实实地“降”下来了。它催促着万物，也催促着我，该添衣添衣，该收藏收藏，安安稳稳地，准备迎接那即将叩门而来的冬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