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新

金秋时节，著名军旅作家衣向东可谓喜事连连：曾发表于《红豆》2025年第7期的中篇小说《被子弹击穿的花朵》，9月份被《小说月报》选载；长篇小说《曾在部队扛过枪》，获得21届百花奖。其中，《被子弹击穿的花朵》以精巧的叙事结构搭建了一座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通过“我”规劝恩师之女小羽结婚生子的现实线索，牵引出胶东兵工厂保护八路军遗孤的壮烈往事。作家柳建伟在为小说《被子弹击穿的花朵》撰写的评论中指出，小说通过“双线交织的叙事张力与生命传承主题的多维诠释，完成了对民族生存哲学的诗学表达”。

一

战争阴影下的军民共生，闪耀出血色硝烟中的生命之光。小说主题是通过双重叙事空间构建来完成的：一边是当代主持人小羽在烧烤店与闺蜜们高谈阔论，坚信单身主义；另一边是叙述者“我”缓缓道出的胶东兵工厂识字班故事。这两个看似割裂的时空，通过“血脉传承”这一核心命题紧密勾连。

小说以“胶东兵工厂”为叙事主线，展现了一个特殊战场：工人们用土法制造武器，百姓以血肉之躯守护工厂。兵工厂的每一次转移、每一枚炮弹的诞生，都伴随着村民的牺牲与奉献。如伪军扫荡时，村民用生命掩护识字班孩子；邓月梅雪夜跪别幼子，将“革命的种子”托付陌生人。这些情节凸显了战争年代百姓不仅是兵工厂的庇护者，更是革命火种的传递者。

在胶东兵工厂的叙事主线中，作者聚焦于三个震撼人心的细节刻画：邢家阁村民以全村的孩童为代价保护八路军遗孤；王木秀以身体为靶子引开追兵；邓月梅雪夜跪别亲生子。这些场景如同三枚血色印章，在读者心上烙下关于牺牲的永恒印记。尤其王木秀被绑在杏树上遭敌兵射击的意象，“被子弹击穿的花朵”这一标题的隐喻在此达到高潮——那些年轻的生命如同早凋的“二月花”，但她们用肉身为后代筑起了生存的屏障。作者通过大量考证性细节（如仿制九二步兵炮的过程、识字班的教学方式）赋予历史故事惊人的质感，让八十年前的炮火硝烟仿佛穿透纸页扑面而来。

小说另一条“当代叙事线”，则犀利切入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当代社会痛点。小羽和闺蜜们代表着被消费主义异化的年轻一代，她们将生育视为“性价比太低”的人生选项。作者没有简单批判年轻人的选择，而是通过历史故事的渐次展开，当小羽最终得知自己就是被守护的“革命种子”后代时，这个反转不仅解开了情节悬念，也完成了对当代生存哲学认识的飞跃——我们今天的“自由选择”，其实是站在无数革命烈士身躯搭成的阶梯上。

二

小说里的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极具层次感，每个角色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意义将当代都市女性的生育困惑与抗战时期革命者的生命抉择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组跨越时空、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

文本中的小羽是贯穿作品的主要人物，作为当代知识女性的代表，作家把她塑造成典型的“单身贵族”形象。作为电视台主持人，她已经是四十岁的老闺女了，拥有吸人眼球的“魔鬼身材”和“仪态优雅”的气质，却在父母催婚催育的压力下坚持“单身主义”。她的反抗姿态中既有现代女性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质疑，也暗含着消费主义时代个体对舒适区的依恋——“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想操心受累，一人潇洒自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抗战时期的群像。如识字班教员邓月梅的形象，尤为丰满，她“把短发仔细塞进军帽里，袖口磨出毛边却洗得发白”，既体现着知识女性的气质，又保持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的姿态。更震撼人心的是她在丈夫王大勇奔赴战场前的决断：“我想跟他单独待一会儿，我想给他留个种！”在这个场景中，一般的生理需求被提升为革命生命传承的神圣仪式。

周海阔作为兵工厂厂长，其形象演变在故事中经历了一个“去神圣化”再到“再神圣化”的过程。最初他以严肃的领导形象出现，直到女儿垛儿牺牲时，读者才惊觉这个铁血汉子背后的父爱。垛儿那句临终的“爹”和周海阔“撕心裂肺”的呼喊，揭开了革命者作为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世界。而他化悲痛为力量，带领团队研制出“九二步兵炮”后的第一次笑容，则完成了革命者形象的升华。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形象牟国栋是一个特殊角色，他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作为八路军烈士遗孤，他经历了邢家阁村民的舍命相护、识字班的集体养育，最终成长为革命军人并牺牲。这个“被子弹击穿”的生命，却在八十年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延续——小羽惊讶地发现“牟连长是我姥爷的哥哥，是我的大姥爷”。这一情节设计巧妙地将虚构人物嵌入真实的历史脉络，使小羽的个人生育选择被赋予了家族与民族的双重意义。

三

小说展现出娴熟的叙事技巧，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中国套盒”结构表现手法，即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大故事中包含着小故事。如当代部分描写的“烧烤店对话”充满当前市井气息，啤酒、烤串和闺蜜间的调侃构成轻松的表层叙事；而历史部分的回忆讲述则如暗流涌动，随着故事深入逐渐吞噬表面的喧嚣。当小羽在烧烤店的霓虹灯下聆听抗战故事时，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开始模糊：国栋的鸟蛋、垛儿的野花、邓月梅的滑石画，这些历史碎片在当代语境中获得了新生。衣向东通过“讲故事”这一古老仪式，完成了记忆的代际传递——牟老师家族史的揭示，不仅解开了小羽的身世之谜，更将个体生命嵌入民族叙事的宏大脉络。

在语言风格上，作家根据叙事时空灵活切换语体。当代部分内容，采用鲜活的口语甚至网络用语（“性价比太低”“烦心事多”），历史部分则转为沉稳的书面语夹杂胶东方言（“家来里”“俺的祖奶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场景的描写，作者刻意避免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细节：被子弹击穿的野花、滑石上的稚嫩画作、雪地里两行脚印……这些意象画面感强，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作家还注重深耕胶东地域文化，山川地貌、民俗仪式（如识字班的石碾游戏、用滑石作画）不仅是叙事背景，更成为文化基因的载体。它通过方言土语、地理景观的细致描摹，将战争记忆锚定于具体的空间坐标（如栖霞牙山、艾崮山），使抽象的历史叙事获得了可触摸的质感，使小说超越了地域写作的局限，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寓言。

《被子弹击穿的花朵》以“我”受托劝婚为起点，以小羽决定生育为终点，看似回归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实则暗含螺旋上升的精神轨迹。当小羽说出“要给故事续后”，最终决定用烈士之名“垛儿”和“国栋”为未来孩子命名时，她完成的不仅是个体生育观念的转变，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认祖，不仅完成了个人价值观的蜕变，更象征着断裂的历史记忆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新接续。

作家用文学的方式告诉我们：历史从未远去，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那些被子弹击穿的花朵，终将在新的生命中重新绽放。这种叙事策略，使小说超越了简单的代际冲突，升华为对文明传承机制的诗意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