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一

传奇之罘，源自人所共知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禀赋，由此而产生的奇观，令它自上古起就名闻天下。

康熙年间的《福山县志》首提“福山八景”，之罘的朝阳和海市名列其中。清代福山名士萧文蔚描写之罘朝阳：“每旦有赤人顶起日轮，如弹离弓弦，瞬刻而隐现波中，瞬刻而弘丽天上。于是普天之下始皆见日之晖光。”（《重修阳主庙序》）初春时节，日出东南，大小诸岛隐现于朝晖与波浪之间，灵动虚幻，确属奇观。

福山八景所列“烟台海市”，准确地说应为之罘海市。当时奇山所北山（现烟台山）的墩台已丧失军事功能，成为文人游赏之地，得雅号曰“烟台”。在那里看到海市，就叫烟台海市。其实此地海市自古称为之罘海市，它经常出现于之罘以东诸岛之上。登岛看海市才有仙幻之感。所以苏东坡说：“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

齐东滨海地区战国以来就是仙话与道术的故乡。“东海之渚中有神”（《山海经·大荒东经》），渤海之东有五神山（《列子·汤问》），“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古籍中所谓东海、渤海以东等都是指齐东海域，之罘（古称转附）的朝阳与海市正是此处成为仙话与道术故乡的重要诱因。

二

之罘之名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先秦时代称转附。

最早载有转附的古籍是《管子》。《管子》记载：春秋早期“齐桓公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琊。”“犹轴转斛”四字颇令人费解，清代大学问家焦循认为：“犹”为由的通假，“轴”衍，“转”为转附（之罘），“斛”为召石（成山）。

据此可见，在东部沿海尚属东夷（莱国）的春秋早期，齐桓公就已经对其心向往之。

《孟子 梁惠王上》记载，战国时齐宣王对孟子说：齐景公曾问于晏子曰，“吾欲观（游观）于转附（之罘）、朝儛（成山），遵海而南，放于（到达）琅琊（今胶南），吾何修而比于先王观也？”战国时的齐宣王在这里托齐景公之名表明自己的心愿，想到转附等地游观。另据《史记 封禅书》记载：齐宣王与其父齐威王都曾使人“入海求仙”。可见他的所谓游观，实际是为求仙。

转附（之罘）、朝儛（召石或成山）、琅琊三地，无疑是先秦时代齐东濒海地区仙话的源头，而转附的地位又居首。后来秦始皇首次东巡重点地区就是这三地，而且也是之罘居首，显然绝非偶然。

“海客谈瀛洲，烟波浩渺信难求”（李白）。求仙之难，自古皆然。登顶之罘，其东诸岛历历在目，它自然会成为求仙者首选之地。

三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不久，即于二十八年（前219）开始东巡。他自命始皇帝，实际是自拟于天（帝的古义为天帝）。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七年，十年间他四次东巡，七立刻石，意在“诵皇帝功德，以为表经（典范）”（《史记·秦始皇本纪》），即以典范形式向上天宣示他的功德。这实际是在施行“上达于天”的“通天”仪式。但是按礼制传统，只有名山大川才具备通天功能，如此则封禅泰山足矣。但是实际上封禅之后，才是他重头戏的开始。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秦始皇首次东巡行程的一段文字，充分表达了他求仙的急切。泰山封禅后，“乃並勃海以东”（沿渤海向东行），“过黄、腄，穷成山”（黄县、福山疾驰而过，直达成山最东端），“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折返，登顶之罘，刻石歌颂秦的功德，然后离去”）。他急匆匆赶到成山，找不到海岛（仙山），即返回头登顶之罘。显然他在成山无所获，而在之罘则得遂所愿，故刻石颂功。

四

我在《秦始皇三登之罘》一文中曾论证秦始皇第一次登之罘的刻石应是东观刻石，现作补充论证。

《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均标为“维二十九年”，二十八年空白。明明二十八年已经“立石颂秦德”，怎么会是空白？这显然是出了错。

两刻石颂辞的前两节（六句）是说时间、地点和行程，罗列如下：

之罘刻石：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

东观刻石：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海之角），遂（随即）登之罘，昭临朝阳。

对照秦始皇二十八年行程：所到之地，从峄山、泰山，到齐东三地，再到南方衡山、湘山，完全符合东观刻石颂辞“览省远方”。而先到成山尽头，再返登之罘，也与东观颂辞完全吻合。因此东观刻石应属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第二次东巡，途中在博浪沙遇刺，但事后他依然直奔之罘，这与之罘刻石颂辞“皇帝东游，巡登之罘”相符。因此之罘刻石应属二十九年。

东观刻石在“遂登之罘，昭临朝阳”之后还有一句“观望广丽”；他在之罘东顶东观朝阳，看到海天之间的辉煌景象，已足以令世居秦岭之下的始皇神魂颠倒，产生幻觉，这令他看到了求仙的希望。第二次东巡途中遇刺，使得他求生欲念愈加强烈。因而直奔之罘，登顶刻石，表明他对之罘已产生深切的依赖。

三十七年第三次东巡，他听信方士徐福的谎言，沿海追射大鱼，巧的是最终竟射死大鱼于之罘，而他自己也死于离开芝罘不久的返程途中。这似乎就是他的宿命。

五

秦始皇留下的之罘二刻石，早已超越原有的颂秦德于天的功能，成为古代之罘最为重要的文化标识。它们亦方亦圆（秦碣的特殊形制）的高大身躯，一东一西屹立于之罘之顶。

当年秦刻石有七，件件是旷世之宝。它们分属六地，而之罘独得其二。这是千古奇遇！

但是很不幸，之罘二刻石的命运却是所有七刻石中最惨的。北宋以前，境况尚好。但后来它们却逐渐被冷落，被漠视；经千年海上风雨剥蚀，到明中期仅存十余字可辨，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最令人痛心的是，就连完整的摹本也未曾留传，致使摹刻也无可能。

之罘常年独居海上，难得有学者文人光顾。北宋欧阳修、赵明诚、梅尧臣等人对其非常关心，但也只能遥岑远目，爱莫能助。梅尧臣曾慨叹，“昔闻之罘山，秦碑元有两。一存东顶中，一在西顶上。篆实丞相斯，缺剥不可仿。”苏东坡倒是有绝好的机会，可惜他只做了五日登州太守。如能任满三年，他一定会亲临之罘，两刻石的命运会完全不同。

两刻石的命运不可逆转。有形的珍宝没了，但是之罘还拥有珍贵的无形记忆。

六

近来细读唐宋至清代那些特立独行的文人学者有关之罘的文字，我内心生起很复杂的感情，记忆总是有隐痛伴随。

首先想到的还是苏东坡。他在任密州（今诸城）太守时，为友人“虔州八境图”题诗，其七“郁孤台”：“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

苏东坡对几百里外的之罘内心充满了向往。看到烟云缥缈之景，即想到之罘，想到那里的海市，想到古籍上说的，那里有蓬莱胜景。这应该是他烂熟于心的古典。他分明是在用典，他一定知道此说的由来。

南宋著名学者、诗人吕祖俭表明心愿说：“誓将入海登之罘，弃置人间绕指柔。”他也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但他不是归桃源，而是登之罘。之罘在他心目中是超凡离俗之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清初王渔阳为友人宫梦仁（康熙年间福建巡抚）的海市图题诗：“谢公山泽兴，开眼到之罘”。为什么叫开眼，是别开慧眼。他是在夸宫梦仁的山水意兴超越了谢灵运，超凡脱俗，到了之罘仙境。

还有康熙年间的赵执信，他因“长生殿”之禁被革职后，两度远赴之罘，终于如愿看到之罘海市，并为之罘留下文采飞扬的诗篇。

这些伟大的人格，用他们的心灵构建起之罘的意象，美好而圣洁的！

久远的记忆不应淡忘，美好的意象也一样。

回望今天的芝罘岛，那里既没有历史的记忆，也找不到古人留下的文化痕迹。我想，至少应该找到两石刻的遗址，并加以标识。只要肯用心，这应该是可能的。同时，也应该把那些历史记忆和文化意象，以适当方式加以展现。是所至愿！

作者注：本文关于先秦时期仙话道术文化发源的论述，主要参阅了张景芬教授《齐鲁风俗论》（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和支军教授《胶东文化撮要》，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