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运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我老家的每个自然村，不论有多少学生，都有一所小学，村里的孩子都在本村上学。但教学的公办教师，却都是外村的，即使本村有小学公办教师，也都在外地任教，这可能考虑到本村教师在本村教学会因私事分心。在那个崇尚大公无私的年代，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要背井离乡到外地工作，夫妻俩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村里来了教师，村干部必须安排好吃和住的问题。如果是男教师，可找一处闲房自己独住，也可在办公室的一隅搭个床铺，办公兼宿舍，一室两用。若女教师，一般找一户寡居的女人家，这样彼此是个伴，方便且安全。教师要全天上课，晚上也要备课和批改学生作业，没有时间自己做饭，这就需要村里派饭。派饭大多数人称为“管先生饭”，源于以往人们把教师尊称为“先生”，沿袭成规。

管先生饭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户主对先生的饭菜和对先生的尊重程度也不尽相同，真可谓一言难尽。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可以说是教师的人间四月天。那时每一户人家，无论你家有没有孩子上学，哪怕家里只有两个老人，抑或是只有一位老妪，都把管先生饭看作一件神圣而又庄重的头等大事，绝不凑合。这些长年累月与土地打交道的庄稼人，没有多大的学问，甚至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也讲不出深奥的大道理，但那种敬重教师、尊重知识的朴素感情，却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骨子里。

村里干部为了让教师吃饭方便，特地找木匠做了一个精致的木板饭盒，大约有一尺半长一尺宽，分两层，下面放饭菜，中间放一隔板，板上面可放餐具，再上面是盒盖，饭盒的中部有提把，类似一个菜篮子，既保温又卫生。户主做好先生饭后，装入盒内，按三餐约定的时间准时送到学校，饭后再拿回家准备下一顿，一户管一天，当晚就把饭盒传给下一家。

后来人们觉得送饭耽误时间，且在冬天饭菜凉得快，为使教师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大家改送饭为请教师直接到家吃饭。教师坐在农家的热炕头上吃饭，可利用吃饭之机与学生家长拉家常，拉近学生、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

那年代人们过的是穷日子，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家数米而炊。即使这样，他们宁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不能把先生饭做得拿不出手。更有要脸面的人家总要打听上一家给先生做的什么饭，这并非是斤斤计较怕吃亏，而是要把饭做得比上一家更好，并且不重样，先生吃起来才会有胃口。比如你今天包包子，我明天就包饺子，你包饺子，我就做过水面。

教师每在一户吃一天饭之后，按上级规定付一斤粮票三角钱。说实话，这些钱票远不够户主管饭的费用，但没有一户人家斤斤计较，还有的分文不取。

进入“文革”，教师的地位一落千丈，饥一顿饱一顿，或隔一顿吃一顿是经常的事情。那时在我村任教的是一位年事已高即将退休的黄老师，一天上午竟突然晕倒在讲台上，大家急忙把他送往医院。事后才知道黄老师早上没有吃饭，空着肚子给学生上课，加之年高体弱，便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情。

“文革”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之后又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的地位得以恢复。这一阶段管先生饭的时间不长，仅有四五年的光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了，饭菜的质量也明显好于以往。但各家各户形形色色，参差不齐，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者有之，青菜萝卜粗茶淡饭者也有之，但也有个别人家把管先生饭看得无关紧要，甚至让教师吃闭门羹。再后来，学生数量减少，各个自然村的小学全部合并，以相邻的七八个村为片，成立完全小学，所有的小学教师也全部到完全小学任教，学校设有伙房，有专业厨师做饭，“管先生饭”这一延续多年的习惯自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