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花

一

每当街头巷尾飘来烤地瓜的甜香味儿，我总会驻足买上几块烤地瓜，暖意透过纸袋，却熨不平心底那丝属于泥土的艰涩回忆。香甜的烤地瓜，瞬间将我拽回童年，那些堆满炕洞、垒成矮墙，沾着泥土的粗粝块根。那时地瓜也不是珍馐，却产量高，是果腹之物，自然成了大集体的首选。小麦之类的精粮产量少，贵得很，分到各家少得可怜，年节才能尝些滋味。

分地瓜的日子，在深秋。夕阳在山，生产队那口钟“当当当”的声响敲沸了山村。那时我九岁，弟妹尚小，最小的弟弟走路还蹒跚。父亲是村医，有些声望，常去外村出诊，或被县里调去给各村各户的人打防疫针，往往一去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于是，队里秋季去牙山搂草、去修堤，乃至搬运地瓜的重担便沉沉压在了母亲、大妹、三妹和我肩上。

地瓜按户分堆，刨在哪儿就堆在哪儿，队长领人分成一堆堆，用纸条写上名字，再用地瓜压上，等各家自己搬运。记得有一次，堆在村南陡峭的山坡地里，像一座座暗红的小丘。我家那堆不算最大，但由于父亲外出，对于我们几个妇孺已是难以承受之重。别人家有壮劳力，推着大号独轮车，在陡坡上健步如飞，三五趟便运个精光。我家也有独轮车，父亲不在，无人能驾驭。于是，母亲在前头，扁担勒进肩膀，挑着两筐沉甸甸的地瓜。我在后头和大妹抬一大篓，脚步踉跄如醉汉。大弟和三妹抬一小篓，走得吃力。小妹提个小篓领着跌跌撞撞的小弟，捡拾滚落的瓜块。

“走稳当些，莫颠散了架！当心脚下！”母亲不住回头叮嘱，额上密密的汗珠在夕阳里闪着细碎的光。夕阳拉长我们的影子。别人家炊烟早已袅袅升起，饭菜的香气在空气里飘荡，馋得我们直咽口水。山坡上，只剩我家那小半堆地瓜，孤零零地躺着。母亲的腰弯成一张拉到极限的弓，扁担不堪重负地呻吟。我和妹妹们的肩膀红肿，胳膊麻木，只凭本能，一步一挪向前捱。“妈，歇歇吧……”望着母亲苍白的脸、湿透的衣裳和干裂的嘴唇，我忍不住小声哀求。

“再运两趟……天擦黑就看不见道了。”母亲上气不接下气，草草用湿透的袖子抹把脸，又弯下腰去装筐。那单薄的背影，在苍茫暮色里显得格外小。

二

当母亲把最后一担地瓜颤巍巍挑进家门，一弯冷月已爬上光秃的树梢。两个弟弟和小妹蜷在炕角，饿着睡着。昏黄的煤油灯下，豆大的火苗跳跃，映着母亲疲惫不堪却专注的脸。我们饿过劲，也累得没了食欲，立刻开始分拣：皮光溜没伤疤的，是过冬的宝贝，仔细存进炕洞；有疤有裂、个头小的，则被切成薄片。“这个存炕洞，这个明儿切了晒。”母亲的手指飞快翻捡，动作熟稔。我笨拙地学着，总也分不清好坏，母亲不厌其烦地指点，默默将我分错的再拣一遍。“妈妈，费这劲干啥？都晒成干多省事。”我揉着酸痛的肩膀问。“傻孩子，”母亲头也不抬，声音倦怠，“鲜地瓜熬粥，甜软暖胃；晒干了硬邦邦蒸着吃，滋味差。全晒干，一个冬天光啃它会烧心，咋行？况且，切干、晾晒、捡拾、搬运，哪一样省事？”分拣完毕，我和大妹下炕洞弯腰摆放，母亲和三妹不停往洞里传递装满地瓜的篓子。直到炕洞塞满，我俩才爬出来。剩下的地瓜在里屋土炕上垒起一道暗红的矮墙。从此我便对着地瓜墙睡觉。有时地瓜在炕上悄悄腐烂，那气味渗入被褥，我却浑然不觉，竟也习惯。母亲进来拿地瓜时会说：“傻孩子，坏了也不吱声？”我答：“没闻出来。”真应了那句：“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

三

第二天，鱼肚白刚露，母亲就把我们摇醒。切地瓜干不容易，厚了难晒透，薄了一碰就碎，不小心还会伤了手。母亲手起刀落，“嚓嚓嚓”几下，地瓜便成了厚薄均匀的月牙片。我学了好久，切出来的依然厚薄不均。“不打紧，厚点的多晒两天。”母亲的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去西面坡上大石头那儿，把灰扫干净铺瓜片，还有地堰石缝可塞，我已放了瓜片在占位。”村里晒地瓜片的好地方不多，谁先占着是谁的。为抢块向阳位置，母亲常披星戴月去守着，见别人家收走，便立刻放上自家的占着，这是约定。

我和妹妹们赶紧往山里搬运地瓜片，挑的挑、抬的抬、提的提。到了地方，一片片摆好。累也不敢停，想着母亲待会儿要来检查，盼着早点干完吃饭。可活总也干不完——母亲切完地瓜片，又挑着一担送来。我们的肚子咕咕叫，啃几口生地瓜片充饥，继续咬牙干。终于干完，飞奔回家揭开锅：满满一锅地瓜是我们的早饭，几个芋头是小弟的特餐。那时地瓜是绝对的主角，偶有玉米片片，已是难得。吃得久了，看见地瓜就倒胃口。母亲说：“孩子们，能吃饱饭就知足吧！我们小时候，饿死人的事常有。”那时我总当她吓唬人，直到后来读书，尤其看了《温故1942》，才知那并非虚言。

秋风干燥凛冽，吹上三四天，饱满的瓜片便蜷缩成灰白硬脆的薄片。收地瓜干的活计又开始，一片片捡起，装好，运回家。农家总有干不完的活，单是地瓜的搬运收藏，就如此磨人。

忽然，阴云骤聚，我刚拢好辛苦捡满的一筐地瓜干，豆大的雨点便砸下。我蹲在雨里，眼睁睁看着那些宝贝瞬间被雨水泡胀变形，无助和委屈猛地涌上，眼泪混着冰冷的雨水往下淌。母亲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冲过来，二话不说脱下她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衣，紧紧盖在筐上，一把拉起泥水里的我往家跑。“哭啥？瓜片贱，糟蹋不怕！湿了，天晴再晒就是！”母亲的声音异常清晰坚定。话虽如此，若老天不开眼，连阴几天，地瓜干便会长出麻子，甚至长毛，只好将坏的煮熟喂牲口。

四

冬日的清晨，寒风刺骨。我揣着几片冻硬的地瓜干去上学，就着风雪咬一口，得在嘴里含上半天，才能将它暖软。同学们的布兜里也大抵如此。偶有谁掏出一块金黄的玉米饼子，立刻引来一片直勾勾的目光。课间，我们缩在背风的墙根下，一边费力啃着地瓜干，一边呵着白气闲聊。嘴里呼出的雾，转眼被北风吹散，冰凉的地瓜干越嚼越硬。

“听我妈说，过年留了点白面！”一个同学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真的？那能包饺子不？”大家立刻像闻腥的小猫，呼啦围上去。“不知道哩，我妈就提了这么一嘴……”那“白面”的消息，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我们接下来几天所有的念想。每天放学冲回家，第一句便是：“妈！今年过年真有白面吗？”母亲总是支吾着，眼神飘忽：“……兴许……能有吧。”我知家里有点白面，怕过年时早已吃完。姥姥住家里时，母亲偶尔烙一小张白面饼给她。姥姥总会悄悄掰一小块塞给我。那滋味回味无穷。我嘴上说着“姥姥吃吧”，嘴巴却诚实地总一口吞下。

除夕夜，那点金贵的白面在母亲手下变成二十几个玲珑的饺子，馅是萝卜丝拌了点骨头渣。它们在滚水里翻腾，像一只只小银元宝。我们六个孩子十二只眼睛，眼巴巴地离不开锅台，灶膛的火光映着小脸。父亲破例允许每人先尝一个，剩下的须待庄重的祭祖之后。

我捧着那小小的、烫手的饺子，小心翼翼地咬开薄皮。滚烫的萝卜馅混着油香烫得我直呵气，但那滋味，却是记忆里从未有过的丰盈与满足，仿佛整个贫瘠的冬天都在这一口里融化。两个弟弟狼吞虎咽，转眼囫囵吞下自己那份，眼巴巴望着我手里剩下的半个。“慢点，别烫着。”父亲说，默默把自己碗里那个完整的饺子，拨给了眼巴巴的弟弟，妈妈碗里的白面饺子也给了弟弟吃，父母都只吃了地瓜面饺子。

如今回想，那大概是我一生中吃过最美味、最难忘的饺子。后来日子好了，白面寻常，饺子馅料丰盛，山珍海味尝过，却再也寻不回当年那口萝卜丝骨头馅带来的、直击灵魂的震颤。

五

岁月流转，地瓜渐从每家餐桌退居二线，后来竟成稀罕的“改善生活”之物。母亲晚年住县城，牙口不好，反倒念起地瓜粥的绵软清甜。我每次回去，总不忘带些新品种——紫薯、蜜薯，烤出来甜得流油。“现在的地瓜甜又糯，比咱那时强得多。”母亲眯着眼，细细咀嚼一小块焦香的地瓜，皱纹里漾开笑意。“妈，那时候的地瓜不甜吗？”我忍不住问。“甜啊，咋不甜？”母亲摇摇头，眼神飘向远处，仿佛穿透时光，“就是吃得太多，顿顿是它，吃得胃里反酸水。那时候啊，要有现在这白面大米管够的日子，谁还稀罕它。”听妈妈的话，此时我的胃似乎在反酸水。

那些与地瓜深深纠缠的岁月，那些挑担子在山路上蹒跚前行的身影，那些晾晒的辛劳，那些揣着硬地瓜干、踩着厚霜上学的清晨，都像烙印身上，流淌进血里。地瓜还是地瓜。变的，是时光，是世道，更是我们这些被地瓜喂养过、让地瓜深深烙印过的人心。世上的万事万物，又何尝不随时间和时代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