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德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修建了大量“忠魂碑”“战绩碑”。魏春洋先生曾在《烟台晚报》发表《烟台山铁证》一文，披露了所谓“战绩碑”的建造背景与过程。现结合日伪时期的史料，进一步揭露该“战绩碑”的前期筹款及揭幕仪式的一些细节，以期为读者还原更完整的历史图景，深化对这段屈辱历史的认知。

强制摊派

烟台濒临黄海、渤海，自甲午战争以后即被日方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后，1938年2月日军便占领烟台，并逐步推行殖民化政策。1939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烟台山修建所谓“战绩纪念碑”（也称“忠魂碑”），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例。

魏春洋《烟台山铁证》一文中指出，“战绩碑”耗资巨大。这笔费用除了捐款外，还通过烟台日伪政府对商界进行强制摊派。

1939年10月30日，《鲁东日报》发文，详细记载了摊派经过。报道显示，当时的烟台伪市政府召开了市署、警务局、教育局、贸易市场等各部门和社会团体的会议，“经众讨论，拟在北山建立忠魂碑一座”，建造资金由市政府承担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则由商会负担，二十日内筹齐，以便尽早开工建设。事实上，当时“战绩碑”已经开工建设，此次会议讨论“建设事宜”不过是走走形式，唯有强制缴纳钱款是实打实的要求。11月19日《鲁东日报》公布的具体筹款金额：市署捐100元，警务局200元，财政局100元，建设局50元，教育局40元，贸易市场100元，情报宣传室20元，鲁东道公署180元，东海关监督公署25元，税务司署60元，邮政局50元，威宁盐场硝矿处75元，统税分局200元，而市商会则被迫捐出高达4800元，悉数交由日本海军陆战队支配。

由此可见，所谓“民间自发”捐款实为日伪当局强制摊派，其性质与掠夺并无本质区别，“战绩碑”的建造费用绝大多数来自对商会的强制摊派。

选址施工

“战绩碑”在1939年8月由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修建，由大连“三田组”承建施工。该公司在华期间承担了多项殖民建筑工程，包括烟台日本领事馆及其官邸等，堪称日本在山东推行殖民建设的重要承包商。

日军对“战绩碑”的选址颇费心机，“战绩碑”位置系占用东海关税务司官邸的用地，事后日方自诩得意，称“战绩碑”所立的位置“在烟台山之巅，北靠渤海，南望南山，远至几十里外皆可瞻仰”。碑体正面刻“战绩纪念碑”五字，出自日本海军中将日比野正治之手。该“战绩碑”题记文字目前未见于现存史料，结合日方同类“战绩碑”惯用表述推测，其内容应是记录日海军陆战队侵占烟台过程、鼓吹“战绩”并彰显“军威”之类的文字。

从选址到碑额书写，均体现出日方的象征意图：一方面凸显“军威”，另一方面以视觉和空间的压迫感形成统治象征，使烟台市民时时处于其心理威慑之下。

1940年1月9日，《鲁东日报》刊登消息称，将于1月12日（后改为13日）举行“战绩纪念碑”揭幕典礼。

仪式依照神道教礼仪进行，程序烦琐，全程反复强调所谓“战功”。这一典礼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通过宗教仪式与军事力量的结合，日军意图在精神层面塑造其统治的合法性。

后续活动

“战绩碑”竣工后，迅速成为日军在烟台祭祀和庆典的核心场所。1940年10月，碑前举行祭灵仪式；1941年1月，举办元旦庆祝活动；1942年7月，则举行所谓“大东亚圣诏”纪念典礼等。这些活动均伴随对普通市民的强制动员。通过反复的集体仪式，日军试图将侵略包装为“正义之战”，并在心理层面制造所谓“尊崇”与“敬畏”。这种手法在日本殖民地与占领区屡见不鲜，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

烟台山上的“战绩纪念碑”，既是日本侵华的直接产物，也是殖民统治的象征。它的建造与后续活动，清晰揭示了日军在占领区推行的政治逻辑，以军事威慑为核心，以经济摊派为支撑，以文化操控为辅助。今日追溯这段历史，通过对事件细节的挖掘、呈现，为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历史不容篡改”提供了有力注脚。这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还原日本在烟台的侵略行径，也为“历史不容篡改”留下铁证，时刻警醒后人保持对侵略历史的清醒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