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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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先锋同学认识得很早，挺偶然的，有一点儿“有缘千里来相会”的感觉。

1974年9月，我们二人分别被山东省文化局和烟台地区文化局推荐上大学，他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评论班，我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编剧班。

上大学两个月之后，上海戏剧学院组织我们这一届学生背着铺盖卷儿拉练（步行）。我们于11月14日凌晨4时从学校出发，历时5天，“拉练”166华里，到上海市金山县八二大队“开门办学”。八二大队，因全村有82条小河而得名。一见来了这么多男男女女的大学生，全村的大河和小河都扭动着腰肢，哗啦哗啦地唱起了欢乐的歌儿。

1974年11月23日上午，学校组织我们和同在八二大队“开门办学”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评论班的同学，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召开文艺座谈会。休息期间，我们班的徐如麒同学拉着一位男同学挤到我跟前，说：“辰龙，这是复旦大学的李先锋同学，和你是山东老乡。”

先锋看上去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一张口说话，那浓浓的山东味，真让人有点儿“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互相留了通信地址，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1976年春节，为省下回乡的往返路费（尽管学生凭学生证买火车票打五折），我和先锋都没回山东，约好农历正月初三下午，我到复旦大学去找他玩儿。

正月的复旦校园有些冷清，上海的同学和家境好一些的外省同学都回家过年去了。在烟台，正月初三是已婚女子回娘家的日子，空气中都闻得出鸡鸭鱼肉的香味儿。而我们为了求学，在空空荡荡的学生宿舍里，吃着从学校食堂打来的家常便饭，难得与老乡相聚，心里特别高兴。

说起各自的成长经历，先锋说，他原是一个农家子弟，后来被山东省吕剧团乐队招去拉小提琴，后又调到山东省文化局任团委书记。

我自小做梦都想学二胡，但家里太穷买不起二胡，借来中学同学一把京二胡在家里拉了几个月，拉出来的声调像极了杀鸡宰鸭，因此我觉得，小提琴一定很难学。出身农家的先锋上哪儿搞到的小提琴？上哪儿找的老师？他能进省吕剧团乐队，小提琴拉得肯定不是一般得好。

我问道：“你上大学怎么没把小提琴带来？”

先锋：“没时间拉琴了，我要多读书，将来好工作呀。”

是，国家需要我们学什么，我们就一门心思学什么！当年，国家培养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每月要花费80元，相当于工厂里一个学徒工4个月的工资。我们在校期间要认真学习，以便将来有真本事报效国家！

说到这里，话题岔开了，先锋和小提琴的故事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直到1995年，我在当年第7期《青岛文学》月刊上读到了先锋的散文《我与青岛》，才知道了他和小提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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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青岛》的语言生动、幽默，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文中的“我”是一个憨厚、好学、执著的农家小伙儿，不甘平庸、愿与命运抗争的性格，永远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

20世纪60年代，先锋先是学二胡，后来受单位文艺宣传队的影响迷上了小提琴，就把二胡的一套拉法搬到了小提琴上。但他知道，没有老师的指点，这种野路子很难成气候，就到青岛去寻师。那时他的父亲在青岛运输公司帮忙，经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尹老师。尹老师在工厂里做群众文化工作，个头细高，文质彬彬。他问先锋：“你拉五线谱还是拉简谱？”先锋：“拉简谱。”尹老师：“你要学小提琴，一定要拉五线谱。”接着给先锋上了一堂五线谱课。

回到胶县（今胶州市）后，先锋坚持学习五线谱，成为当时胶县在乐器演奏上使用五线谱的第一人。

好学、执著、肯吃苦、肯下笨功夫，这一性格成全了先锋，使他最终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行行的状元都是经过一路拼杀才胜出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想碌碌无为虚度一生的青年，若想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建功立业，断断缺少不了两个字：奋斗！就像苏小明在一首歌里唱的：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一个平时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人，机遇从天上掉下来也砸不到他的头上。

后来，尹老师还给先锋写过两封信，寄过两首小提琴练习曲。尹老师的字写得像他的身材，支支棱棱，五线谱却抄得工工整整、清清爽爽。收到这些谱子时，先锋的心头陡地一热！哎呀，与人家素昧平生，未曾送过人家一文钱的礼，尹老师图什么？

一年以后，尹老师搬了家，先锋与他失去了联系。但他的教诲之恩，先锋一直念念不忘。1971年，先锋随剧团去青岛演出，想送两张戏票给尹老师，几经打听也未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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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琴上，先锋吃的是“百家饭”。有一次，北海舰队文工团到驻胶县空军某部驻地演出，先锋和一位同学想方设法混了进去。那是一场歌舞晚会，其中有一首小提琴齐奏《大刀进行曲》，10把小提琴一字排开，齐刷刷、明晃晃；弓起弓落，时而急行军，时而暴风雨，时而行云流水，时而大刀阔斧。真没想到小提琴竟有“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般威力。有生以来，那是他听到的第一首最具革命激情，最具感染力的小提琴曲。太激动人心了！散场后，他和同学厚着脸皮到后台找人家要乐谱。一位姓郑的小提琴手见他们愣头愣脑的很好玩儿，笑着问道：“你们会五线谱吗？”“会！”小郑听了一愣，随后便与他们亲热起来，答应借给他们乐谱，还约定第二天上午给他们上一节辅导课。

军民鱼水情，小郑的热情，给了先锋极大的鼓励。

1977年9月，我们即将毕业离开上海。上海的最后一个秋天又是风又是雨。一天夜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天捅破了，鞭杆子雨一个劲儿地下，车轱辘风一个劲儿地刮，那风吹雨打的声音让人彻夜难眠。早晨醒来一看，大街上落满了法桐树的叶子。经大雨一夜的洗礼，城市仿佛更洁净了；经狂风劲吹，一切又显得有些零乱。

这风风雨雨的，是驱赶我们赶快回老家？还是命运之神催促我们尽快踏上新的征途？

后来才知道，当我们正暗中盘算着是该拥抱大上海还是向它挥手告别时，恢复高考制度的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运作了。

毕业后，我和先锋都回了山东。他进了省作协文学研究所，我则进了烟台地区文化馆创作组。先锋辛辛苦苦笔耕若干年，后任山东省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世界》月刊主编，2007年12月由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文学评论专著《先锋文学评论选》。收到先锋新书的时候，我双手捧着书，回头看看这些年来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只觉得两只手沉甸甸的，欲哭无泪。

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是金子或迟或早总会发光。

这些年来，每每收读先锋的来信，接听他的电话，我的心总要激动一阵子，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一些陈年往事像一张张老照片似地淡入、淡出：江南水乡阳光灿烂，我们在八二大队一条闪着光的小河旁散步；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我们在一起欢度春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五”人；上戏的剧场里，我们坐在第二排池中，近距离观看1976届表演系毕业班演出的话剧《杜鹃山》，扮演柯湘的是日后成为影后的潘虹……

回首往事，青春多么美好！

三毛说：“过程就是结局。”从奋斗者的起点到高峰，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艰辛的路，也是一条播种、收获、再播种、再收获的幸福感满满的胜利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