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俊 马卒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父母白天忙着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又得聚在饲养场或记工屋里记工、开会，安排第二天的营生。大会三六九，小会二五八，我的童年，就是在奶奶的怀‍‍抱里听着这类儿歌度过的。‍‍‍‍‍‍‍‍‍‍‍‍‍‍‍‍‍‍‍‍‍‍‍‍‍‍‍‍‍‍‍‍‍‍‍‍‍‍‍‍‍‍‍‍‍‍‍‍‍‍‍‍‍‍‍‍‍‍‍‍‍‍‍‍‍‍‍‍‍‍‍‍‍‍‍‍‍‍‍‍‍‍‍‍‍‍‍‍‍

一

那个年代，社员都是靠挣工分生活。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虽然干活比较累，但社员们还是喜欢去队里开会，记工分。

日落西山，听到队长高喊“收工，晚上开会”，‍‍‍‍‍‍社员们便急匆匆放下手中的工具收工了。干了一天活，大家傍晚才有点时间，女人趁机喂喂鸡鸭猪，做好饭收拾一下屋子；男人上街挑水，井台上几个人抽着自制的劣质旱烟，吞云吐雾歇息一下。刚吃过玉米糊煮地瓜干的晚饭，队长的哨子就嘟嘟地响起来了，大家赶紧到记工屋记工拉呱开会。‍‍‍‍‍‍‍‍‍‍‍‍‍‍‍‍‍‍‍‍‍‍‍‍‍‍‍‍‍‍‍‍‍‍‍‍‍‍‍‍‍‍‍‍‍‍‍‍‍‍‍‍‍‍‍‍‍‍‍‍‍‍‍‍‍‍‍‍‍‍‍‍‍‍‍‍‍‍‍‍‍‍‍‍‍‍‍‍‍‍‍‍‍‍‍‍‍‍‍‍‍‍‍‍‍‍‍‍‍‍‍‍‍‍‍‍‍‍‍‍‍‍‍‍‍‍‍‍‍‍‍‍‍‍‍‍‍

工分，顾名思义，就是工作（劳动）后应得到的以“分”为单位的报酬。比如八分，一百分，两千分……不过，这个“报酬”不是按月领取的，而是一年决算一次。所以，干了活的人都要到记工屋来记工，年底好凭着记录分红开资。一人一个记工本，不可大意。

晚饭后，社员陆续走向生产队队部的记工屋。大家搬着个小木凳出了家门，一路上，三三两两搭着话。人越聚越多，说话的“主角”就有了劲头，似乎白天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在莱阳乡下，“拉呱”是一种熟人间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简单的语言交流，成为人们连接人情、传递信息、评论是非、述说家长里短、相互安抚鼓励的精神纽带。

到了记工屋，“拉呱”的场子从来不需要刻意搭建，大家或在宽阔的空地上一蹲，或倚墙而立，总会自发聚拢起一群人。男女各成一堆，爷们大着嗓门天南海北地“拉呱”，女人则轻声细语地“拉”着眼前的门头是非，让乡村寂静的夜晚有了不同的音色。

如果队长有事来得晚，记工屋所在的院子便成了临时聚集地。卡巴虫打火机、烟袋杆、小马扎就成了院里的人拉呱的标配道具。

爷们拉呱的话题像村口的小河，看似随意流淌，却也包罗万象：“今年的霜降来得早，麦种得比往年深半寸才好”“村东小李今天没上工，看人相亲说抓小猪”，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对话，通过记工屋的民间传播渠道传得人尽皆知。

人们拉呱的话题非常广泛，从村外到村里，由远及近；从自家到邻家，由近及远。年轻劳动力来了，看到长辈们“拉”得火热，就自觉地围在外侧倾听，有时递烟、点火，动作里透着对长辈的尊重。

爷们“拉呱”有着天然的秩序，主角口若悬河，讲过去的故事、自己的见闻；配角紧邻主角，瞅准时机插问，将话题引向深入，其他人或坐着或站着围成一团竖着耳朵恭听。

女性是半劳力，她们“拉呱”有自己的特点，她们非常机警，从不大声喧哗，因为她们“拉”的往往是别人的家长里短：张家娶媳妇的彩礼、李家孙子的满月酒、王家孩子干活那熊样……这些话题在拉呱的场中流转，既是对当事家庭的关注，也是乡村伦理的隐性教化。

当有人说起“某某家的媳妇不孝顺”时，总会有长辈接过话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做人还是得讲良心啊”，寥寥数语便划定了是非边界。

二

天上的星星慢慢悠悠地密集起来，月亮也从云层里闪出来，越来越多的男社员、女社员聚集到生产队队部，记工屋里坐满了人。

记工和在记工屋里开汇报会，是每晚必须要做的功课。

会前，社员们先记上自己一天的工分，然后找个地方坐下，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生产队就‍‍‍‍‍‍‍‍‍‍‍‍‍‍‍‍‍‍‍要开会了。在那个年代，365天，大大小小的会要开300来天，社员们每天都要按时开会学习‍。‍‍‍‍‍‍‍‍‍‍‍‍‍‍‍‍‍‍‍‍‍

我们村的生产队队部和记工屋设在刘家家庙里，三间房屋非常宽敞。进门后，北墙上挂着大幅领袖彩色画像，‍‍‍‍‍‍‍‍‍‍四面的土墙上贴着标语，六十多个人也不显得拥挤，大家各自找好位置或蹲或坐‍‍‍‍‍‍‍。‍‍‍‍‍‍‍‍‍‍‍‍‍‍‍‍‍‍‍‍‍‍‍‍‍‍

靠着东山墙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装满了柴油的大瓶子，煤油灯放在桌上，灯芯很粗，点燃后冒着浓浓的烟，直呛嗓子。

记工员小军记完工，开始用天天没有变化的语调领着大家念书读报。他坐在中间的土台上，队长坐在桌后，一份报纸摆放在粗糙的桌面上。

‍‍‍‍‍‍‍‍‍‍‍有不少人在灯的背影处闭上了眼眯会儿，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山促生产；几个胆子大的女人借着昏黄的灯光小心地纳着鞋垫；青年男女在墙角远离灯光的地方偷偷对视着……

记工员‍‍‍‍‍‍‍‍‍‍‍‍‍‍‍‍‍‍‍好不容易念完了书，队长把目光移到人群里，咽几口唾沫。大家知道，队长要开会了。

他盯着桌上面的旧闹钟，闹钟上一只公鸡正一下一下地啄米，它啄了这么多年的米，那几粒米还在。

队长声音洪亮，借题发挥：“闹钟上的公鸡，日夜不休地报时打点，这么多年了那几粒米还在。你们呢？社员们，我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这是队长自认为最精彩的训话。人们停下手中活计，睁开眯着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队长在台上讲，社员们就安静地听，谁也不去反驳。四皮因为在公社集上说了句“开会顶个屁，不如面鱼香‍‍‍‍‍‍‍‍‍‍”就被人举报了，大家都心有余悸。

天天晚上在记工屋开会，大家想的就是挣工分吃饭。队长总算说完了，大家拍打着屁股上的泥土，喊完口号就可以回家了。尘土弥漫着，很呛人。

在记工屋里喊口号，好比是一场正式演出。我们二队喊口号的号长是大小伙老八，他做事非常负责，一板一眼，一本正经，仿佛自己是个副队长，神气得不得了：看到队里的小忠想出门，他把她拉到一边，小声批评几句；听到前面的小红声音小得像小猫叫，他就拉拉她的衣角，轻轻地提醒她一下子。我们嘹亮的口号声，在寂静的夜空中久久回荡，成为当时乡村的一道风景。

队长示意记工员可以散了。“散会，队长说早点睡早点起，‍‍‍‍‍‍‍‍明早上山锄地，吃早饭去公社开大会‍‍‍‍‍‍‍‍‍‍‍‍‍‍‍。”记工员说。大‍家‍‍‍‍‍‍‍‍‍如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各小队的大会‍‍也散了，人声狗叫声声声响起。

在生产队记工屋里记工分开大会，是每天晚上的重要工作。每天开完会，队长都是最后一个回家。忙了一天，他也很累，第二天还要上山干活哩。开‍会开不来粮食，填不饱社员的肚子，他明白，只是不能说，因为他是一队之长‍‍‍‍‍‍。‍‍‍‍‍‍‍‍‍‍‍‍‍‍‍‍‍‍‍‍‍‍‍‍‍‍‍‍‍‍‍‍

队长是俺爹，榆科顶人民公社‍‍‍‍‍门家沟大队第二生产小队政治队长刘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