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明

一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我这个农村高考落榜生来说，可选择的路不多，思来想去，只有参军才能改变命运。

我落榜后待在家里，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干什么都没有兴致。当一辈子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不甘心。找人托关系进工厂，转个“合同制”？没有门路。思想守旧的老辈人爱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家里从祖上就没有人当过兵，我之前也没有这想法，落榜后却动了参军的念头。每年新兵入伍后，部队都要组织新兵调查，在“入伍动机”一栏，我填写上“保卫祖国”，也有给自己寻一条人生出路的想法。

我是家中老大，土地联产承包后家里正需要劳力，不念书了理应下地干活。对于我当兵，继父毫无怨言地默默支持，而母亲起初一百个不愿意。从开始报名，我就一直瞒着母亲。当时我右脚掌长了个鸡眼，怕影响体检，就撒谎到栖霞县城办事，偷偷找摆摊的江湖医生割了。不知为什么，体检前我没有接到通知，差点耽误了。乡武装部正式体检当天，可能有人发现把我漏了，才临时给村干部打电话，当我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出门时，母亲却突然出现在村口。面对母亲的阻拦，我一句“别耽误我”，就把母亲丢下，朝杨础乡（今杨础镇）政府飞奔而去。好在我的身体全部合格，体检顺利通过。那时政审也放宽了，成分上中农、大舅在台湾等，都没有影响到我。

领到入伍通知书后，在家停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母亲尽管不希望我去当兵，但想到邻村的先生曾说，如果我当兵会有出息，也就高兴起来，见天（方言：每天）给我做各种好吃的。儿子当兵是大事，母亲带着我到姥爷、二舅和三个姨姨家一一道别。说是去告别，说不定母亲还有炫耀的心思，在她心目中，儿子真的要时来运转了。

二

我们是在栖霞城南的人民武装部仓库集结，坐汽车出发到军营的。为了将来的“出息”，我把高中课本全部装进了行囊。之前只知道当上兵了，具体到哪个地方哪个部队，以及什么军兵种，统统不清楚。坐上大客车，才从送兵干部口中得知，我们这批兵90名，来自杨础、观里和蛇窝泊3个乡镇，目的地是潍坊市诸城县（今诸城市）。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怪不得是坐长途客车，而没坐火车和飞机呢，原来是离家不远啊。不知别人什么心情，我是挺失落的，当兵竟然刚离开烟台，还没出半个山东省！多年以后，在北京碰到了杨础老乡衣向东和牟言良，衣向东那批兵是到武警北京总队服役，牟言良那批兵直接到了总政治部。

栖霞到诸城不算远，但那时的路并不好走，车况也一般。路上摇摇晃晃，经莱阳、过莱西，地形地貌和栖霞差不多，没有什么新鲜感。到平度和高密就不一样了，平度真平，高密不高，都是一马平川，满地的白棉花一眼望不到边。更为新奇的是，驴车特别多。本以为到诸城县就到部队了，没承想短暂休息后，又出发了！送兵干部说，诸城没有错，是诸城县的孟疃镇。怎么是到镇上当兵啊！新兵们一个个垂头丧气，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大客车倒是没脾气，从诸城一路向西，又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天黑前开到了孟疃镇。在镇的北边有一大片棉花地，再往北就是步兵第一三八师四一四团的营房。

这一天，是1984年10月31日。

我们杨础老乡共30人，全部被安排在一营新兵连一排。我所在的一班班长叫李守泉，济南人，大高个，人很好，对我们既严厉又关心。排长靳玉柱，是原济南陆军学校毕业的地方大学生。靳排长是河北衡水人，个头不高，长了一对小虎牙，为人随和，知识面宽，脑子灵活，他不仅是我军旅生涯的领路人，更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当他了解到我是新兵中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又有考军校的想法后，就一个劲地鼓励我，千方百计为我创造条件。最难忘的是，他专门送给我一个大三合板夹子，让我垫着复习功课。这个夹子跟随我好多年，在新兵连用它，下到老兵连用它，到了云南老山前线还用它，就是考上军校我也没舍得丢。

3个月的新兵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军姿仪表、立正稍息、起立蹲下、齐步跑步正步、瞄准射击打靶等，都是基本科目；站岗值勤、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紧急集合等，成为日常必修；政治教育、条令纪律、安全保密、作风养成等，更是贯穿全程。新兵训练又正值数九寒冬，一个动作几十次、几百次地练，有的还要分解拆开练习，对于从校门出来不久的我来说，自然要付出更多。

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代表着从社会青年到革命战士转变的完成。可以说，转变是脱胎换骨的，而过程又是刻骨铭心的。

接下来，我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三排八班。同去一连的栖霞老乡还有李子建、徐永国、王晓辉、宋展文。和我关系较好的刘洪杰、衣光辉、蔡振芳等都分到了其他连队。当时的营连干部大都是二十世纪70年代入伍的东北兵。我们八班班长李正海，山东济宁人。副班长霍俊祥，山东济南人。靳玉柱排长因训练新兵成绩突出，提升为二连指导员。前年9月，原四一四团一营战友在苏州聚会，我和妻子春筠从北京驱车1700多公里参加，有幸见到了营长马志、教导员王崇波、新兵排长靳玉柱等老领导，好长时间不喝酒的我，激动得都快喝醉了。聚会结束后，意犹未尽，又和老领导靳玉柱及他夫人两家共游同里古镇。

新兵连生活结束，本该歇口气。就在部队进行正常教育训练的时候，团接到了赴云南参加对越防御作战的命令。1985年3月份，我随部队开赴云南老山前线，其间在最艰苦最危险的“那拉口”阵地坚守108天，蹲过猫耳洞，啃过压缩饼干，抬过战友遗体，还在热带丛林潜伏过，直到1986年6月凯旋。

三

从前线回来，战友们一窝蜂地回家探亲，我则留在部队复习文化课。通过团组织的初试后，又到师部安丘参加全军统考。也许是老天眷顾，也许是命运垂青，正在焦急等待的一天下午，团组织股郝云生干事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来到连队，把西安陆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手上。我是90名栖霞兵中，唯一考上军校的。

1988年7月军校毕业后，我正式成为一名军官。先在七十六师二二七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后到团政治处、师政治部当干事，再到二二六团宣传股任股长，之后调到二十六集团军政治部当秘书，再后来调到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当干事，2005年5月被选调到总政治部办公厅任秘书，2015年12月又到军委国防动员部任职。

从军36年，我从普通战士一级级晋升为正师职干部，从农家子弟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大校军官，从基层连队一层层走到解放军最高机关，全心全意履行着一名军人的天职。

36年，弹指一挥间。从我离家当兵的第一天起，不管走到哪，不管干什么，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不敢忘记自己来自栖霞的小山村。这些年，我始终以此来激励和鞭策自己，不服输、不言败、不放弃，用自己的一点点努力、一次次进步来回报家乡。

回望走过的路，我对军队这座大学校的教育培养满怀感恩。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好领导，最令我难忘的，是二二七团政治处的王杰善主任和七十六师政治部宣传科的靳纪平科长。王主任把我选调到政治处，使我得以走上政工岗位，并把我推荐到师机关。靳科长是真正带我写材料的启蒙老师，到科里的当天晚上就带我起草一份特急电报，并加班熬了个通宵。王主任和靳科长人都非常好，能力也特别强，但可惜他们都因病过早去世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他们的家人一直保持着亲人般的联系。

都说当兵是奉献，是吃亏，是牺牲，但我总感觉自己的收获远大于付出。比如，锻造了品质。始终坚持人品至上，把做人放在第一位。从大处讲，爱党爱国，敬业奉献，充满正能量。从小处言，本分厚道，谦虚谨慎，行事低调，朴实踏实。比如，经受了历练。经历过部队多次改革转型；受过新兵的累，遭过军校的罪，遇过战场的险；在最基层一线连队摔打，在最高层军委机关磨砺，皮肉之痛和脑力之苦都尝过；体会了海拔4500米的西藏那曲之艰苦难耐，感受了零上42度的新疆库尔勒之炎热似火，领略了零下38度的内蒙古阿尔山之天寒地冻；立过功，受过嘉奖，评过优秀共产党员，当然也有过失误，挨过批评。比如，开阔了眼界。从连队走到团、师、集团军、军区、总部机关，足迹遍布全国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队到十几个国家出访过。比如，培养了作风，计划条理、雷厉风行、坚韧不拔、律己守时、遵纪守法等成为习惯。

我的体会，只要当过兵，特别是上过战场，就没有吃不了的苦。许多时候，即使不穿军装，人家也能看出你是军人。部队给了我很多很多，一朝入伍，终生无悔。感恩部队，感谢命运。

“若有战，召必回”是退役军人的庄严誓词。作为花甲之年的退役老兵，我更多一份对这支走过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的深情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