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墨子·兼爱下》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所谓“镂于金石”，分别指青铜器铭文和文字刻石。据现有考古资料，我国文字刻石最早的例证应属春秋时代的秦石鼓，这十只国宝级的石鼓属于秦建都于雍（今宝鸡）时期（前677至前383）的作品。其后则有秦始皇东巡七刻石。它们的形制在几百年间由鼓形演变为方圆之间。

秦石鼓略呈鼓状，而始皇七刻石作为沟通秦始皇与天地之间的圣物，则略呈上圆下方之形，似在体现天圆地方的理念。此种刻石的确切名称为“碣”。《说文》：“碣，特立之石。”其原初含义是指高耸的孤石。秦人赋予它沟通天地的礼仪功能，“所谓立石者即碣”（引自马衡《金石学概要》）。于是，所谓“特立”也就有了特殊形制的含义。碣从功能上凸显了秦刻石的礼仪性，从外形上则与汉代以后形成的方方正正的碑刻作了明确的区分。因此，后世摹刻的方形秦刻石碑，包括西安碑林峄山刻石、绍兴府学的会稽刻石，都已经失去了古意。

据清阮元《山左金石志》：“秦琅琊刻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宽二尺五寸。”清工部营造尺，约合32厘米。顶部圆角，故略呈圆形。其余始皇刻石形制均类此，当然大小会有所不同。碣的四面皆可刻字，始皇颂辞刻于阳面，二世诏书刻于阴面或侧面。这就是所有秦刻石经过千年风化之后，始皇颂辞均剥蚀殆尽，独有二世诏书残存的原因。

之罘刻石上的二世诏书二十余字被后人凿下来，存于登州府衙，想必是刻在侧面，因此容易凿下来，而不致伤及正面。

立在之罘山东西二顶上的两刻石当然也是如此形制。西边老爷顶的之罘刻石，曾有明显的底座遗留，说明原石是从别处移过来的，肯定经过精心加工。而立于东顶的东观刻石，因时间仓促，很可能是因陋就简，就地选择一块天然立石，稍加修整，使之略呈上圆下方、正面平整的碣状，匆促刻成。经过近1800年的风化，到明后期所有刻痕均已消失，剩下的孤石“泯然众石”矣。因此那时已经找不到东观刻石了。

这一推想如有某种可信度，那么也许我们还有在之罘山东顶找到东观刻石遗迹的希望。因为剩下的那块孤石身上，总会有细微的历史痕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