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北北

上世纪90年代，烟台的房地产市场就开始活跃起来。当时持“钱会贬值，房则不会贬值”观点之人不在少数，于是有人开始炒房。

到本世纪初，炒房者除了本地人，还有来自东北和京津冀等地的，国内比较知名的“温州炒房团”“太太炒房团”等也曾现身烟台。炒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炒期房，即在房子未盖时就买，等房子盖好正式向外发售时，房子大多会涨价，炒房者可将交了少量定金的房子卖出去，此种运作方式适合资金短缺者，属短期炒房；二是炒现房，全款将房买到手，囤在那里，待房子涨价后再售，这部分人一般不差钱。

作为“工薪一族”的我，手中虽无几个钱，但也动了炒房的心思。炒房前考察市场是必需的，我炒房时芝罘区房价在每平方米三千元左右，烟台市区周边区块相对便宜。我的考察先从开发区开始，先后去了金东小区、金胜小区、晨光小区、静海小区、凤台小区等。开发区房产起点很高，新盖的居民楼不但楼与楼间距远，房子面积大，而且小区绿化也好。纵观建成区，面积虽然不大，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呼之欲出。只是当时去开发区不甚方便，只有一趟公交车。

作为老芝罘人，烟台工业摇篮的西郊是我必须要去看的。我去了新桥、珠玑、只楚等地，整个西郊脚手架林立，俨然一个大工地。而幸福片区当时正在进行宏达、祥和、幸国里及福安小区的建设。当时，烟台人去西郊和幸福片区居住的热情并不高，幸福一带房子的空置率高，低廉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外来务工者租住。

芝罘区人一直把南尧视为后花园，从上下尧、朱家庄、上下曲家到黄务这一拉溜的村子，我无一例外地都去看了。对比其他地方如火如荼的大开发场面，南尧显得相对冷清。有意思的是，我在黄务一饭店吃饭时，遇见一位同样来考察楼市的丁姓老者，一对陌生人聊起炒房居然相谈甚欢。

老丁退休前是海员，有个独生女儿在欧洲某国务工，平时会将多余的钱寄来让他保管。头脑灵活的老丁琢磨起“钱生钱”的门道，他属于长线炒房者，共买了八套房，其中有五套二手楼房、一套门头房、两套近郊民宅。这些房子都是他低价买的，他把买的房子全部挂上锁，只待房屋涨价或拆迁时大赚一笔。这对我诱惑很大。

当然，我去东郊考察得最多。金沟寨、海滨花园、泰山小区、初家、凤凰小区、闻涛山庄等小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当年初家镇有个叫杨家台子的村子，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了不少企业，知名度很高，房价却最便宜，我去了不下五六趟。

我炒的第一栋房子在莱山宏福园小区，工薪一族的我纯属短线炒房者。后来，我先后又在幸福、南郊运作了两次。当时我月工资仅数百元，这三次炒房让我小有收获。

小试牛刀告捷，我有些飘飘然起来，开始嫌炒期房、炒短线赚头小，不过瘾。我颇为自负地认为按照当时的热度，未来烟台房价必然会飙升。人在头脑发热时的决策往往忽视客观条件，存在着巨大风险。我有个朋友在莱山干工程，为村民盖自住楼。其时，我对小产权房尚无概念，加上低房价的诱惑，便买了一套79平米的住宅。

房子买了，便整天盼望房子升值，可惜随后那几年，烟台的房价像出了窑的砖——定了型，其间只略微上涨。购房款为8万元，除了借兄弟姊妹的，还有一些是借朋友的。借得久了，有的人家里有事，开始催我还钱。手无分文的我十分焦急，没有其他良方，唯一办法只能是卖房。于是，我在房屋窗户上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也在各种免费赠送的油印房产小报上打广告。断断续续接过一些电话，但一听是小产权房，便免谈。

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要买我的房子。那次卖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经历。对方是约我到一个简陋录像厅见面的。我到了发现，购房者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挂着大金项链、肩膀处的蛇纹身更是扎眼。对方非但相貌很凶，说话也冲得像是在审坏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我一路上兴奋的心情荡然无存，预先想好的谈判计划也忘了，只想快快结束，以免横生枝节。于是，三言两语便签了合同，房子原价转卖了出去——利息是赔定了。

从此，我再没炒过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