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亮

姥娘家堂屋里那架古旧的有上百年历史的老座钟，在暮色初临时分敲响数声。黄铜钟摆左一下，右一下，把日影摇成一段段碎金。姥娘说：这老座钟是她的命根子，比陪嫁的那对银镯子还金贵十分。

1941年，胶东大旱，饿殍遍地，盗贼蜂起。姥娘的父亲给东家守宅院。东家一家逃往青岛避难。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四五十间房屋的大院落。白日里牵着大黑狗蹲在门楼下剥榆树皮，夜里枕着铡刀睡觉。三个月后，东家从青岛回来，让他挑几件居家摆设作为酬劳。想到已到出嫁年纪的闺女，姥娘的父亲就把用命换来的几件摆设，尤其是那架座钟，塞进筐子里，挑回他那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三间破草房。一副担子，在苍茫暮色里孑孓独行。老座钟身上珐琅彩绘着的缠枝莲，在暮色里泛着幽蓝的光。

转年开春，老座钟在姥爷家落了户。成亲那日，大红绸子从座钟顶上垂下来，映得铜鎏金的花纹活泛起来。成亲前的姥娘和姥爷未见过一面，姥爷不知道姥娘是个没裹脚的脸如银盆的姑娘，姥娘不知道姥爷是个宽肩细腰相貌英俊的后生。没裹脚的姑娘泼辣能干，把个没有公婆帮衬的穷家打理的井井有条。

钟摆又摇过十个春秋。三间破草房里，添了四个小生命。一对小夫妻，一条小渔船，男人打渔，女人种田，日子过得如小溪流水，潺潺湲湲。姥娘记得最清楚，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姥爷冬闲，出门打短工送炭，起更时分，踩着冰碴子从城里奔回家，怀里揣着四个热乎乎的芝麻烧饼。进了家门，老座钟正好敲了十下，铜锤击打簧片的余韵里，姥爷哈着白气说："还热乎呢，快吃了吧。"姥娘看着熟睡的四个孩子，悄悄把烧饼放在了枕头下。粘在手上的几粒芝麻，姥娘小心翼翼地捻到嘴里“他爹，你带回的烧饼，香！”姥娘拖过针线笸箩，一针一线，缝补姥爷破了好几个窟窿的外衣。钟摆在火油灯影里晃啊晃，晃碎了五更天的鸡鸣。

一晃又过了三年，变故来得比冬至的北风还急还猛还凄厉。姥爷从十几岁出海打渔，累垮了身体，得了病，是现在医学所说的癌症。拖了半年，百药枉用，人瘦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四十二岁的姥爷把三十三岁的姥娘和五个孩子聚拢在座钟前，钟摆映着油灯，在土墙上投下巨大的阴影。“我也不想走啊。我走了，你不要把这五个孩子给拆散了。”钟敲了一声，姥爷落下了两行清泪。四个萝卜头大小的一排溜站在炕沿下，炕上，躺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舅舅。那一天，是1953年阴历三月十八日。

没爹的孩子天照应。座钟驮着这个穷困而温暖的家，走了一圈又一圈。大舅结婚，大姨二姨出嫁，转眼，母亲也穿上了新嫁衣。“娘，把那架老座钟给我当陪嫁吧？”母亲和姥娘商量。“闺女，你姥爷姥娘不在了，你父亲也走了将近二十年。你嫁出这个家门之后，我就只剩这架老座钟做伴了。早晨，晚上，我听着有这么个响动，就和你姐妹们还在我身边一样。”母亲掩了面。

我从四五岁就陪在姥娘身边，一直到初中毕业，整整十年。盛夏，老座钟的报时声掺着知了叫。姥娘摇着蒲扇，坐在后门口的凉席上，给我打着更，到时间了叫我起床上学。寒冬，老座钟敲了七下，夜深如古井。炉子里的煤火闪动着红光，姥娘的小零食准备好了：烤地瓜片，烤小虾干，烤小咸鱼，烤玉米饼子片，写完作业的我和姥娘絮絮叨叨，一边吃一边听姥娘讲了无数遍的故事。

姥娘从来不准我动那架老座钟。远远地看，可以；动手碰它，不行。姥娘给钟上弦，钟钥匙插进铜孔转七圈半，发条绷紧的吱呀声里，姥娘的满头白发闪着羊脂玉一样的光泽，眼角的皱纹跟着舒展，没有牙的嘴里轻轻嘟哝着什么。

姥娘84岁那年的腊月，老座钟停了，怎么上弦它也不走。姥娘还想试一试，钟钥匙一使劲，簧断了。姥娘怔在了当地。“五十多年了，你都不托个梦给我呀！你这是想我了，要来领我走了。”姥娘喃喃地说道。过了年，正月初五的后半夜，守寡整整五十二年的姥娘在半夜的睡梦里安详地走了。谁都没有打搅，一切都静悄悄的。

老座钟，一年又一年，指针永远停留在5点21分，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