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坚

伏天暑盛，万物蔫垂，祖母却要晒酱了。

夜里，祖母就着油灯挑拣黄豆。一粒粒豆子滑过她的指尖，窸窣作响，瘪豆、虫蛀的豆子应声剔除，然后，浸泡在新汲的井水里。翌日晨起，她又开始淘洗小麦。麦入清水，祖母手持笊篱来回拨弄，麦余子（瘪麦粒）和麦糠、草屑便浮上水面，随之被撇净捞出。如此循环数次，水不再浑浊时，祖母便把洗净的麦粒与泡胀的黄豆一同倒入大锅蒸煮。

灶膛里柴火哔剥，氤氲的水汽裹着豆子与麦粒的清香弥漫开来。祖母立在锅边，不时捻几粒豆子查验火候，待豆粒可以被她粗糙的指腹捻开时，便捞出摊在凉席上，半日便可晾至半干。

趁晾晒的功夫，祖母打扫干净厢房一角，铺上厚厚一层麦秸，再覆以洁净的屉布，然后拎起镰刀，牵我去砍臭蒿子。臭蒿又叫黄花蒿，植株高大，味道奇臭，连牛羊都避而远之。见祖母砍拾臭蒿子，我问：“砍它们做啥？”“捂大酱呗！”“这么臭，捂大酱怎么吃呀？”“这你就不懂了，别看臭蒿臭，却是做大酱离不了的‘药引子’，咱这祖祖辈辈都用它……”不一会儿，祖母便砍了足够的臭蒿，我屏住呼吸，帮祖母搬回家。

此时，麦豆已经半干，祖母当即把它们移到屋里，均匀地摊在屉布上，再严严实实地捂盖上臭蒿子，瞬间，厢房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几只如影随形的苍蝇霎时遁于无形。三五天后，祖母揭开了覆盖的臭蒿，我看见碧绿或黄绿的菌丝细密如绒，包裹着每一粒豆与麦，它们彼此勾连、攀援，织成了一张生机勃勃的绒毯。空气中，最初的浓烈臭蒿味已荡然无存，被一种潮湿的、闷闷的、如同新翻泥土的气息替代。祖母凑近细看，手指轻轻拨开一点菌丝，露出底下变了颜色的豆麦，又深吸了一口那混合的气味，眉眼便舒展开来，然后不无得意地说：“你看，臭蒿这药引子挺好吧……”

接下来，祖母顶着溽热，把布满菌丝的酱料放在烈日下暴晒，两天左右便彻底干透。随后，便轮到石臼登场了。祖母握紧石杵，沉稳地舂捣下去，笃——笃——笃，一声声钝响在庭院里回荡。每一次起落，绿绒便褪去一层神秘，豆麦在石臼的怀抱里渐渐碎裂、融合，最终化作均匀的粉末。

祖母把粉末倒在粗陶酱盆中，撒上粗砺的大粒盐，再徐徐注入凉开水，接着用腊木棍探入其中，缓缓搅动，黄绿色的酱浆渐次成形。然后，用蚊帐布覆在盆口，以细绳扎牢，放在院子阳光最盛处，静候伏天滚烫太阳的暴晒。

自此，晒酱成了祖母每天的功课。清晨，她解开纱布，执腊木棍徐徐搅动。及至日头爬上屋脊，火辣辣地舔舐庭院，酱盆便静置于光瀑之下。如此，经过日复一日的搅动与曝晒，大约半个月后，酱色由绿黄变成深沉的赭褐，沉郁温厚的酱香，在灼热的空气里隐约浮动，一盆经得起时间咀嚼的、熟透了的人间至味，终于晒成。

此后一年，灶间烟火便有了醇厚的底色。无论是蘸食水灵灵的菜蔬，还是炖煮朴素的食材，只消舀入一匙，那深藏的日光与豆麦之魂，瞬间鲜活了一粥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