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媚

“妈妈，我的手表在你那儿吗？”我正睡得迷迷瞪瞪，儿子趴到床头问。记得在诊室门口，儿子把防晒衣脱下来递给了爸爸，手表一同摘下的。

“是不是给了爸爸？”

“没有。爸爸那儿没有。”

“那就落在医院里了，赶快回去找吧。”

“找什么找，肯定没有了。”爸爸的口气里是毋庸置疑的否定。几年前，一次去海边玩，我走出沙滩换鞋，要提水冲脚上的沙子，就把手机落在了船木栅栏缝里。待回去找，已然不见。通讯录、聊天记录，最重要的是儿子的影像记录，就那么丢了，至今心痛。

说不定还在，一来时间不长，也就一个小时，二来给孩子用的电话手表有定位，显示还在医院，三来不值几个钱……就跑一趟呗，或许有好心人捡起，交给了护士站或者保安室。

“妈妈，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儿子的声音高扬着，从电话另一头传过来。

“待诊区没有人，护士站也没有。”爸爸的声音裹着热浪翻涌。

“找保安问问，请他们帮忙查下监控？”我做出“指示”。

“这么大个医院，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能有空？”

“问问呗。”身体极度不舒服的我，气若游丝，几乎说不出话来。晕晕迷迷中，似乎进了一座树林，雾气很重，雾林深处，隐约有音乐在响。越来越响……哦，是我的电话响。

“保安不给查，说得报警。”爸爸的声音里热浪更浊。

“那就报警。”

“报警啊？小东西没几个钱，天儿这么热，多少大案子还忙不过来呢。就算发现了拿走的人，又不认识，上哪儿找去？”

是啊，值当麻烦警察吗？我给在医院里当保安的同学打去电话，想请他帮帮忙。同学恰好不在医院，明白情况后不客气地批评我：人家警察管你这些个？丢了东西，你自己的责任啊，谁让你不好好保管？医院里到处都贴的警示牌，“保管好财务”，没看见吗？

同学的连番质问，让我哑口。回想却有些气愤：有罪的不是拾金而昧者，难道是受害者？

我捂着脑袋呻吟，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高考后上大学，去派出所迁户口，警察狭长冷硬的脸；东屋大爷家的牛半夜给人牵走，去报警，敲半天门毫无应答……都是陈年旧事。早就不这样了吧，天天都能见到警察，尤其是在路口忙碌的交警。早晚，夏冬，雨雪，越是恶劣天气，越是路堵难走，越是能看见他们。暑天炎热，真想给他们送根冰棒。烟台的冬天风大，能把人卷跑，他们站岗的路口更是风口，站不住的摇摆。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老百姓遇见事儿，不找警察找谁呢？我打去电话，让爸爸报警。

警察很快来了，眼光如电，将他爷俩上下扫视一番，问：“上午也是穿的这身衣服吗？”天热，中午回家俩人都换了衣服。听清俩人上午的穿着和手表丢失的时间段，警察同志就进了监控室。没多久，爸爸来电话说，手表找到了。警察同志从监控里清楚看到儿子进诊室的时候手里拿着手表，出来的时候手里空空。俩人推开诊室门，窗台上，蓝色的手表赫然入目。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的头也不那么疼了。庆幸的同时不禁想，挺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之前我们想了那么多？

或许我们习惯了做最坏打算的时候，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最终为什么又舍弃烦乱思绪选择了果断为之？因为我们心里总还是怀着最大的希望，总还是相信光明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