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通

一

20世纪70年代，我在村里的中小学读书。那时，每年“三夏”和“三秋”两个大忙季节，学校都要放半个月或一个多月的农忙假。在这两个繁忙的假期里，我几乎每天都在生产队里，和社员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这除了可以挣几个工分外，主要还是为了响应学校的号召。

在我们班，在我们生产队，作为一名十几岁的小学生或中学生，我是参加劳动天数最多的人。没有表扬与奖励，全凭自己的思想觉悟，还有心中的“英雄情结”。

参加生产劳动最大的感受就是累。农谚说：“春争日，夏争时”“三春不如一秋忙”，充分说明了“三夏”和“三秋”这两个季节的忙和累。

“三夏”是指夏收、夏种、夏锄，“三秋”是指秋收、秋耕、秋种。我们当地有“割麦、拉耧、刨参地”的农谚，列出了农村的几大累活，割小麦被列为累活之首。当年，割小麦都是人工割，我们要手拿镰刀身屈三折蹲在麦地里，头顶烈日当头，下面麦茬麦芒刺身，还要挥舞镰刀争分夺秒，劳累可想而知。

夏锄也是一项时间紧、任务重的活。夏天雨水多，田里的杂草发疯似地生长，那时没有除草剂，如果不及时锄地，庄稼就荒芜了。为了早日完成锄荒地的任务，生产队常常采用“包工”的方式。所谓“包工”，就是把全队的几十个劳动力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七八人，由队委会成员担任小组长，再把荒地分配到各个小组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这种方式确实一“包”就灵，每个人都要拿出十二分的力气锄地，小组长和组员互相监督，谁也不能偷懒。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要偷偷地搞，不能让村领导和上级领导知道。

“包工”锄地确实累。社员们光着膀子，头顶烈日，手握锄把，“前腿弓，后腿蹬”，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特别是到了傍晚，累饿交加，社员们时不时地伸长脖子，遥望着山间小道，盼望着送饭的人快点把饭送来。社员们还发明了一种激励办法：坝头地的那一边都有一湾泉水，这湾泉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社员们，大家快速锄到地头，就可以躬下腰“咕咚咕咚”喝一肚子清凉的泉水啦，然后一拍肚子，又来了精神。

我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累得水都喝不进去，也不能像大人那样精神焕发，只能咬牙坚持。劳累一天，睡一宿觉，醒来后腰酸腿疼，比干活时还难受，真是不想爬起来呀。但是，凭着心中的信仰，还是坚持着爬起来，继续上山出工。

农村里的主要农活我基本上都干过，即使难度较大的扶犁具、起地瓜垄、锄地瓜垄等，我也学过、干过，而且干得基本符合要求。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我学到了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二

劳动时，我很愿意和一位被大家称为“二奶奶”的社员在一起。其实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老爷们，只因他的长相和说话声音有点像妇人，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老婆儿”，一些调皮的年轻人还戏谑地称他为“二奶奶”。

“二奶奶”有一肚子故事，我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但我更喜欢他“破谜儿”给我们猜。他出的一条猜四个字的谜语，我印象特别深刻：“二木不成林，八私上下分，言边主下月，二人土上蹲。”我很快猜出是“相公请坐”四个字。“二奶奶”对我刮目相看，我们俩也成了忘年交。

在生产队劳动时，我还听到了很多情歌，也学会了几首。当时，这类情歌被视为黄色歌曲，不允许唱，但是，这类表现男女之情、曲调优美、如泣如诉的歌曲，又很受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

记得当时最流行的情歌是《送情郎》，男女老少几乎人人会唱。因为唱这类歌曲，我们队里还发生了一起“政治事件”。我们队里的于大叔歌唱得特别好，被称为“情歌王子”，经不住年轻人乞求，他教年轻人学唱“情歌”。但是，不知谁走露了风声，在一次村民大会上，村干部利用开会的间隙，把于大叔揪到了会台上批评。还好，因为于大叔为人老实，人缘也好，之后便再没为难他，但于大叔再也不敢唱情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