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新章

一

父亲已离开十六年了。多年来，在同学及同事看来，我是出了名的孝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我却对“孝顺”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换言之，我所谓的孝顺，是远远不够的。

父亲自幼家贫，加之祖父去世早，他高小没毕业就以瘦弱的身体扛起了种地和照顾体弱多病祖母的重担。父亲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超强的自学能力，年轻时便成了三里五村出名的文化人。听村里的老人讲，父亲年轻时当过农民文化夜校的老师，还获得过“福山县扫除文盲先进工作者”称号，曾担任过村里的团支部书记。通过自学，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会计、大队(村)会计，也曾担任过福山县果品公司和物资局(站)的会计。尽管出身农民，但种地的活儿并没干多少，他大半生做的是“文化人”的工作。

父亲希望后代刻苦读书，改变命运。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寄托于后辈，甚至是强加在下一代身上，父亲是典型的代表。在父亲心目中，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全力以赴培养我，然而我的求学之路又是那么坎坷。我的中学时代，处于“文革”的后期，学校并非“以学为主”。我被学校文艺宣传队选中，拉板胡排练节目成为主业，严重影响了文化课学习。恢复高考时，学校除了个别人考入艺术院校，大部分人与大学无缘。受于父命，也为了个人的前程，我开启了复读模式。由于文化课欠账太大加上复读心里压力山大，先后参加了四次高考，三次落榜，最后录取了一个中专。尽管离开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地，尽管为父亲争了“半口气”，但可以想象，三次落榜，父亲的压力更大。他不仅要吞下儿子“不争气”的苦水，还要面对一些亲朋好友、街坊四邻的冷嘲，更何况复读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求学之路的不顺也是对父亲的不孝。

二

从我记事起，父母就不和顺，吵架是家常便饭。听亲戚和邻居说，父母是脾气不对路，长大以后才明白是二人文化差异造成的。他们那个年代许多人的婚姻都是如此，有些甚至是悲剧。父亲曾跟我讲过，当年选择母亲为妻，主要是为了母亲能照顾好年迈有病的祖母。这样的贤妻，母亲做到了。在祖母去世后的岁月里，母亲做不到另一种“贤妻”——收拾家务、做可口的饭菜、细致侍候丈夫孩子，母亲做不到，且相差甚远。她是下地干活挣工分，拾柴割草拔猪菜，样样在行的“女汉子”。父母经常为家务琐事争吵，每次“战争”结束，我们兄妹三人都会倾向母亲，没有什么理由。五口之家、自觉不自觉的以4:1收场。父亲感到很郁闷，也很恼火。现在看来，他们夫妻吵架，不完全是父亲的错，且母亲的过错可能多一些。在对待父母之间矛盾的问题上，父亲蒙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做儿女的是不孝顺的。一方面父母争吵儿女不可以选边站队，而应劝和，让他们都消气；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尽管父亲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一生也没当过什么“官儿”，但是父亲有家国情怀，关心时事政治，且性格耿直。我们爷俩在一起时，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对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由于受教育程度及信息不对称，父亲许多观点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为此，我们爷俩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有些时候我会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对父亲的不同观点一一反驳，甚至发脾气。有一次，父亲生气地说：“你在单位与领导讲话也这种态度吗？”现在看来，爷俩聊天，讨论社会时事，本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开心快乐的事，但是惹得父亲不高兴甚至恼火，是做儿子的不孝不顺之举。如何真正做到孝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没有准确理解。

三

我经济条件改善后，省吃俭用攒钱给父母购买了住房，将二老从农村接出来住上楼房，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为满足父亲的口福，我尽量抽空回家亲自下厨，做点可口的饭菜送给父母品尝，节假日及休班日经常带父母“下馆子”；父母没出过远门，我经常让父母随旅游团外出旅游，领略外面世界的风彩……这也是在别人眼里我的孝顺。现在看来，做到这些远远不够，在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今天，父母追求的不仅是吃、穿、用、住、行，更需要的是陪伴与顺从。

当我因时事与父亲争论不休时，没有想过有一天，没有人再与我理论家长里短与对错之分了。当我回家看望父母要离开的时候，父母总是送我到楼下，我感到多此一举，没有想过父母会躺在病床上下不了楼了，只能目送儿子离开。

我后悔过、遗憾过，真正的孝顺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发自心底的善待；真正的孝顺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更重要；真正的孝顺，一定是“顺”在先“孝”在后，没有对长辈宽怀大度的“顺”，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