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前219）至三十七年（前210），四次东巡，立刻石七，其中之罘有二（《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别称之为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其余峄山、泰山、琅琊、碣石、会稽山等地各一。四次东巡中，三登之罘，三到琅琊，其余各地皆一次。由此可见，当时之罘和它的刻石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之罘二刻石在所有七刻石中又有很特殊的经历。清代金石大家王昶曾概而言之：“自秦至今阅数千年，之罘、碣石之刻，久已无传，峄山、会稽皆出后人重摹，泰山石又毁于火，而此石（指琅琊石）岿然犹存。”碣石之刻尚有北魏孔昭和宋初徐铉的摹本（到清代已无传）；最令人惋惜的是之罘二刻石，不仅原石早佚，就连完整的摹本也未曾流传。

王建波先生2023年12月11日在《烟台晚报》发表的《芝罘岛秦碑刻石哪儿去了？》对此事考究甚详，其大意是说：之罘二刻石自秦以后经历了千余年的寂寞，到北宋才引起了梅尧臣、欧阳修、赵明诚等人的注意。当时他们见到的也只有残存的秦二世诏书二十余字，连这也不是原摹本，可能只是后人刻在片木上的翻摹。看来他们也并未实地考察，实际上，当时之罘二刻石尚在原处。到明嘉靖年间，《山东通志》记载“之罘山石刻在（登州）府境之罘山上，有二”。此后，它们引起世人关注，拓印传赠蔚成风气。有传言说，地方上不堪其扰，将原石推沉入海。王建波先生则认为，它们很可能毁于明末战乱之际。

之罘二刻石的不幸遭遇、重重谜团，引起了许多文人学者的浓厚兴趣。清代叶昌炽、翁方纲、王昶，民国时期容庚、马衡等大学问家对其多有论述。《福山县志》上也载有萧文蔚、赵执信等文人对它的歌咏。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此事。

考辨和探究之罘二刻石很有意义，它们是烟台地方史的坐标，标志着烟台信史的开端，其中可能隐藏着我们至今未见其端倪的文化密码。对于之罘二刻石，笔者有如下多个推想。

一、秦始皇为何三登之罘，两立刻石

秦始皇三登之罘，两立刻石，他如此执着，定为某种强烈的动机所驱使。确切地说，秦始皇怀有赴东海寻仙山，求仙药，以求长生不老的意图。

泰山封禅之后，他“乃并渤海以东（沿着渤海一直向东），过黄（今黄县）、腄（今福山），穷成山，登之罘”。《史记》的这段文字很考究，黄、腄是匆匆而过，成山是走到尽头，然后是之罘登顶。他就是奔着东海而来的，非常急切。中间舍弃了临淄（天主所在）、莱州三山（阴主所在），过黄县，也未登那里的莱山（月主所在）。这说明祠齐地八主并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不错，《史记·封禅书》提到他“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但这些很可能是派遣其随行从臣分别完成，他不必亲力亲为。把《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结合起来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登之罘之后，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因此把之罘当成求仙的重要目标，所以才会有三登之罘和两立刻石。特别是二十九年博浪沙遇刺，他惊魂未定，就直奔之罘，似乎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此地。

二、关于之罘二刻石的年代问题

笔者认为，之罘刻石应属秦二十九年（前218），东观刻石应属二十八年（前219）。

对此，我在《秦始皇三登之罘》一文中作了论证。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引东观刻石文辞中的“维二十九年”，我推想很可能是帛书档案转抄时产生的错讹。当然这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近来我阅读了许多古人金石资料，发现重摹的峄山、碣石、琅琊、会稽等秦刻石文辞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有很多不同，我们不难想象，之罘二刻石因没有原石摹本留传，其错误之处，绝不只是年份而已。

三、之罘的刻石，究竟有几处

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宋初梅尧臣就明确说过，一存东顶，一在西顶，有两个。证之以《史记》的记载（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颂秦德；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毫无疑义。到明嘉靖《山东通志》说得更具体：之罘山刻石“有二，俱李斯篆，一刻十九字，一刻六十字”。这很明显是有人目睹过。

近年来有一种说法颇盛行，说是东观刻石在成山，并列出种种似是而非的猜测作证。其实东观刻石最末一句说“请刻之罘”，就说明了一切，“请刻之罘”怎么会跑到成山去？

还有一种说法，二刻石之外，另有秦二世诏书刻石，总数成了三个。依我看，这可能是出于对文本的误读。

我们先看《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文字：“二世皇帝元年……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並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这段话的意思是，秦二世东行，把始皇刻石的六地走遍（其路线是峄山、泰山，北到碣石，再沿海，经之罘、琅琊，南到会稽），刻遍了所有始皇当年的刻石。以下两句是夹注（刻上大臣名，为表彰先帝盛德）。再下面是刻在始皇刻石上的内容：皇帝曰云云，即二世诏书。这样的表白当然只能刻在原来始皇颂辞的旁边，而不可以单独立石。下面李斯等人冒死言：“请具刻诏书刻石”，意思很清楚，请把诏书刻在原刻石上。其实北宋欧阳修早就说得很明白：“二世又刻诏书于其旁。”（《集古录·泰山刻石》）

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说：“始皇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摩灭。独二世诏二十余字仅存；后人凿石取置郡廨。”意思是说，后人把原刻石上仅有的二世诏书的二十余字凿下来，置于登州府衙，而不是把二世诏书碑搬到府衙。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单独的二世诏书碑。回过头再看明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二的记载：“秦碑，在府治内……止存二十字。之罘山石刻，在府境之罘山上，有二……”这里说的府治里的秦碑指的只能是凿下的二十余字，并不是另有一个完整的秦碑。

四、之罘二刻石，是否长期并存

二石分别立于之罘山之东顶和西顶，但二者知名度大不同。东边的东观刻石，很可能为周围的乱石与草莽所掩，更兼野径难觅，人迹罕至，所以长期以来不为人知。古人提到之罘秦刻，往往说的就是《史记》里说的第一个，即所谓之罘刻石。唐代或五代宋初凿下的二世诏书二十几个字，明宣德正统年间孙方伯临石刻碑置于福山学宫，也都是取之于西顶上的之罘刻石。诗人们咏唱之罘秦碑，毫无疑问也是指的它。后来传言推到海里的也只有它一个。

由于石质差，易风化，笔者推断，东观刻石的磨灭应早于之罘刻石。明嘉靖晚期进士周弘祖大概编成于隆庆年间的《古今书刻》收罗当时刻石甚丰，该书只载有一件“之罘山石刻”，附有小字加注：秦始皇刻，字画剥落，在福山县东北。大概那时候，东观刻石已经泯然众石，很难找到了。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一隅之见，错讹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如能引起有心者关注之罘刻石，则吾愿足矣！

作者注：本文引用明嘉靖《山东通志》资料取之于王建波先生文章，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