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

一

说起年货，我想起十岁那年的腊月，生产队为了让大伙儿过个肥年，把一头不能干活的瘸腿老黄牛给宰了，全队家家户户不但分到了牛肉，还有牛下货呢。牛下货是在饲养院的大锅里烀熟后分发的，拿回家时还是热乎的，那个香啊，那个馋人哪，我想能趁热吃几块吧。当时是夜里，我弟和我妹都睡了，我妈走到炕前叫醒他俩：“起来起来，给你们肉吃，吃了再睡。”我妹睡得深沉，无论怎么叫，怎么推，都不愿醒，我弟也不愿醒，但是夹块熟肉放在他鼻子下，他竟然把嘴张开了，接受了那肉，一边睡一边嚼，一边嚼还一边哼哼着，挺享受地在酣睡中吞了那块肉。再给他一块，仍然张口，仍然嚼着，来者不拒。这壮举把爸、妈和我都惊住了，一起哈哈大笑。那年的春节确实值得笑啊，因为正月初一早晨包的饺子是牛肉馅的，每吃一个，都是一个大肉丸子，鲜汤烫嘴，美味无比。

二

我有个干妈，对我可好了，每年正月初三我去给她拜年，她都会包顿饺子给我吃，走的时候还会给我压岁钱，每次都是一块钱。那时的一块钱，是笔大钱。干妈是从我们村嫁出去的。她的老爹我喊他是干姥爷，精瘦的一个秃顶老头。有一年腊月，大队杀了一头大肥猪，向各家各户卖肉。干姥爷拄着拐棍，手上端着一只瓦盆，也去买肉，被我在河滩上遇见了。那时候买肉，得排长长的队伍。我可怜干姥爷老腿颤颤的，怕他跌着伤着，便对他说：“干姥爷，你把钱和肉票给我吧，我替你去买，你赶紧回家暖和吧。”干姥爷很感动，不住口地夸我是个好孩子，像我爸，心善，是个小雷锋，有出息等等。可是，当我把猪肉买回来送给干姥爷时，他翻脸了，先是低垂着光溜溜的秃头，细细地打量那肉，又伸出长长的手指甲，捏住那肉悬在半空，朝我尖声地喊着：“你买的是块猪肉吗！”我吓得只顾点头，他怒喊：“这不是猪肉！这是块脖子头！什么破东西啊！赶快，去给我退掉！”

这场出力不讨好的“事故”，干妈肯定听她老爹说了。但是转过年的正月，我去给她拜年，她仍然包饺子给我吃，仍然给了我一块钱的压岁钱。当时我真想问问她：“干妈，脖子头究竟是猪的哪个部位呢？怎么既是脖子又是头呢？”

三

临近过年，我家香味最浓的时候，是母亲站在锅前炼猪油的时候。沸腾的锅里，猪油和肉脂渣翻滚着欢叫着。母亲手持一只大铜勺，爱憎分明地忙活着。

对猪油，她似乎格外柔情，往油坛里舀油，动作总是轻轻的，缓缓的，稳稳的；而对那一块块的肉脂渣，她似乎是怀着万丈怒火，用勺子背面，把肉脂渣挨个地压在锅底，用尽全身力气，拧挤着，拧挤着，拧挤个十次八次才肯罢休，拧挤得它们一次次地发出委屈的吱吱惨叫。什么是“压榨”，什么是“榨取”，这就是！很奇怪，尽管被榨尽了油汁，但那肉脂渣，仍然非常好吃，炒白菜好吃，凉拌白菜心也好吃，撒上点白糖，就更好吃了，既甜又香，既酥又脆，嚼着还带响儿呢，真是很神奇的美食。

母亲炼猪油的时候，南屋家的三姑则在惊天动地地砸骨头，手挥一把斧头，把刚买来的一堆带星星点点红肉的猪骨头，胯骨啊，腿骨啊，颈骨啊，给砸得碎碎的，细细的，黏黏的，面酱似的。她团弄成骨头丸子，放油锅里炸，炸得焦黄的，油亮亮的，看一眼就逗人口水。但是那骨头丸子吃进嘴里，总会觉得粗粗糙糙的，刺刺挠挠的，不愿往肚子里咽。

三姑不仅会砸骨头丸子，还会把一堆小烂鱼给砸成鱼丸子。

四

说了多次猪肉，应该再说说俺村那个杀猪的。他是个奇人，他父亲是个战斗英雄，20世纪70年代曾是福州市的干部。他的家人都是福州市民，唯独他，不住城市，回了老家，干什么呢？杀猪！

其实他一点也不像个杀猪的，白白的皮肤，绵长的身子，留着分头，雪白的衬衫束在笔挺的西裤里，一年到头都是锃亮的尖头皮鞋，那么洋气，那么帅气。走起路来，更是有派，昂着头，缓缓迈步，懒洋洋地晃动着身子，双眼微闭，不苟言笑——我从来没看见他笑一笑。他还特别喜欢干净，如果衣服上稍微蹭点浮尘，他会绷起食指和拇指，将尘垢弹净。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杀猪呢？他虽然是个杀猪的，但是很少动刀子，动刀子是他徒弟的事，他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用木棒子将猪敲死。当猪在木床上被绑牢后，他就抓起那根木棒子，走到嗷嗷大叫的猪跟前，只听清脆爽利的一声响，猪叫声戛然而止。总是一声响，从来不会再追加一声。围观的人们会有人喊好，还会有人朝他鼓掌，夸他敲猪比他爹当年打枪还精准。他表情淡淡，扔了木棒，坐下，喝着徒弟为他沏的福建茶，抽着过滤嘴香烟。当年过滤嘴香烟可是罕见的啊。他静静地看着徒弟给猪放血、剥皮、剔骨、清理肠子，偶尔会吩咐几句，或厉声地强调几句，但是从来不吐脏口。

他好像天生不会发火、不会骂人，他在村里几乎没有敌人，但是朋友却多得数不清。他大方，仗义，只会给人好处，不会给人亏吃。每次杀完一头猪，他会吩咐徒弟把那些不太值钱的皮屑碎肉包起来，送给哪个五保户家炼油吃。

他自己呢，从来不吃猪肉。他吃什么肉呢？他什么肉也不吃，他吃素，想活个大年纪。他确实活得长寿，直到如今，他还在村里活着，已经八十九岁了，活得好好的。

五

这故事曾在我们村流传甚广。我的本家三姐，是个挺文静的漂亮姑娘，她嫁给了东胡同一个比她大两辈，但是个头起码比她矮半个头的小伙儿。小伙儿在国营烟台钢管厂工作，还是车间的小组长呢。那年腊月，他托人捎回一蒲包的年货，有鱼，有猪头，还有十分稀罕的海蜇皮、香肠什么的。当然，还有一封信，信里甜甜蜜蜜地告诉她：春节他不能回家，要在厂里值班，正月初三才能动身回家。

这么贵重的年货，三姐舍不得自己吃，想等着丈夫年后回家和他共享。往哪儿放呢？当时的农家哪有冰箱，只能放在屋外冻着；可是放在屋外，叫人偷去咋办？三姐把年货捆得结结实实，高高地吊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一天夜里，她忽然醒了，是被院子里一种异样的声响惊醒的，她赶紧爬起来往窗外面瞧。天哪，她分明看见，朦胧的星光下，一根长长的竹竿，正从墙外面伸向那棵梧桐树上，竹竿的顶端好像还绑着镰刀和挠钩。三姐大喊“有贼啊”，就打开窗子跳了出去。当她跑到树下时，吊挂年货的绳子，已被镰刀割断，挠钩恰好挂住了年货，正急急地往墙外面收缩呢。三姐大骂着，开了街门追向墙外。

当她追到窃贼跟前时，发现那贼是一条粗壮的大黑汉子，刚把年货装进一条麻袋里，正要背起来逃呢。三姐扑上去用手揪住麻袋，和汉子拼上了，用脚踢，用头撞，用牙咬，还不停地喊叫，那声音，比狼嚎还瘆人。汉子吓得跑了。三姐胜利地保住了年货，还夺取了一根竹竿、一把镰刀、一副挠钩和一条麻袋。哈哈，这年货，竟然能“钓鱼”！她得意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突然觉得寒冷刺骨——嗨，原来她身上只穿着一身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