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鹏

一

曾经的二五医院，在我们村的西南方向，与我们村只隔一条大河，相距也就六七里路的样子。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头，出门就可看到二五医院那红色的楼房和高高的水塔。二五医院的左侧是出产莱州玉、滑石和有色金属镁的粉子山，右侧就是杂树参差、房舍毗连的几个渔村，不远处曾经还有一座建成上千年之久的东海神庙。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从二五医院高处越过村庄，会看到大海，仿佛一笔厚重的蔚蓝色，涂抹洇染在天蓝色的下面，有渔船月牙般浮在天边，那就是莱州湾了。

在整个扇形视野中，二五医院在山海之间耸立，在村落之中凸显，与一条大河映照，与千年庙宇相呼应。二五医院是当地老百姓的叫法，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野战医院。

这所部队医院从1965年在此驻扎，到1979年撤离，十四年的时间，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医疗便利。在农村还处于农耕时代的背景下，部队特有的先进风气，也给周围农村带来了诸多文化生活方面的影响。我在二五医院设立的早一年出生，二五医院是伴随我生命成长的重要背景。从童年到少年，和同龄人一起，和村里的庄稼人一样，我一直感受着从那栋红色楼房、从那高高的水塔这些标志性建筑中散发出来的别样气息。

二

哥哥十一岁那年，也就是1966年夏天麦收的时候，晚上在生产队场院里干活，他和大人一起用铡刀铡麦子，不小心被铡刀铡断了左手大拇指。大人们用小车推着他，跑着送到了二五医院。农村老百姓不懂止血常识，没有采取任何止血措施，如果没有二五医院，而是去距离更远的县医院，结果什么样就很难说了。

大概几天之后，爸爸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妈妈到二五医院去看望哥哥。

我走进了过去只能远远观看、充满神秘感的红色楼房，感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宽敞、明亮、整洁。看到一尘不染的光亮水泥地面，我竟本能地趴在地上，贪婪地打起滚来。

红色楼房一共三层，印象中我们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楼梯。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对别人讲述着那种新鲜感：楼梯是转圈上的。

两岁半的我除了能感受到母亲对哥哥受伤的那种伤痛情绪外，还不能对手足之情的断指之痛感同身受，更多的是对新鲜事物的好奇。

在一间房子里，坐在桌旁的一位首长拿了一块油浸浸的桃酥给我。面对这不常见的美食，我腼腆着，拘谨着，居然馋犟着不接，直到爸爸妈妈说“拿着吧”，才接过来。就那么用手捏着，擎着，一直舍不得吃。

那位首长是父亲的老战友，时任二五医院政委，他们并没想到会在此相逢。父母于伤痛之中自然有些慰藉，而我，完全是一种自豪了。

记忆中还有一个镜头，就是哥哥用白绷带吊着胳膊，带着我去厕所。厕所里有横在墙根的一道尿槽，直通墙外。这有别于农村茅坑的厕所，也成为我回家后多日讲述的话题之一。一道再普通不过的尿槽，竟然也是那么新鲜有趣。

哥哥的大拇指很顺利地接上了，断肢再植术，到今天也不能说是一般的医疗手术。当时哥哥对疼痛的忍受力也被军医们所称道。主治军医曾对去看望的父母说，你这孩子真坚强，小小的年纪一声没哭，只是在手术最疼痛的时候喊了一声娘。住院的时候，军医曾问他，小伙子，长大后想干什么呀？哥哥说想去当兵。哥哥长大后就真的去当了兵，并成为一名内科军医。

最近，我偶然在网上看到二五医院的资料，是二五医院一位老兵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在这篇回忆文章里，谈到了医院的医疗情况。1965年，原济南军区决定在此设立第二十五野战医院，人员是临时拼凑的，内外科的医疗水平还可以，医疗设施却很简陋，天天来看病的老百姓挤破了门。二五医院毕竟是一所军队医院，在当时的老掖县（今莱州市）里，医疗水平是最高的了。对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来说，医生不啻都是仙医圣手、用药也都是灵丹妙药。屹立千年的东海神庙，以神祇的法力护佑过这一方的百姓，而二五医院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福音。

三

二五医院除了给当地老百姓救死扶伤、解除困厄外，带给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电影了。

二五医院经常在周末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每当要放电影，周围至少十个村子的老百姓会蜂拥而至。我们村是个有四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去看电影的至少有五六百人。去的时候比较零散，电影散场后，人们集中在一起返回，在窄窄的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上，数百人的队伍会拉成长达一公里左右的长龙，看上去浩浩荡荡。每逢看完一场电影，我们都会带着极大的兴奋，人群长龙给黑夜中的田野注入了勃勃生气。

去看电影的大部分是青年人，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力。在生产队里干了一天繁重农活，为看一场电影，走远道也是去时兴头冲冲，回时津津乐道。文艺和娱乐是如此让人痴狂，或者说，人是需要精神欢娱的动物。那银幕上的光影世界，是一天到晚劳作、单调枯燥乏味生活中的精神大餐。从这个角度讲，二五医院不仅是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一带的文化大院，传递着最新的文化气息。

197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跟姐姐去二五医院看露天电影，是纪录片《万紫千红》，讲的是一场体育赛事。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镜头，是非洲运动员在中国逛果园吃葡萄，一大嘟噜紫色的葡萄，一个女人一手擎着，一手摘下一颗，送到男同伴的嘴里，那个黑人就那么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这个镜头让所有的观影人感叹不已，感叹外国男女之间是如此亲密浪漫！再就是那诱人的葡萄，谁说不馋是假的，但只能干看着垂涎。柔情与美味，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人们很难享受到的。

电影是晚上才能看的，这曾是我们“天经地义”的认识，但二五医院让我们知道：电影也可以白天看。那是在一个春日的下午，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去二五医院，观看新片《闪闪的红星》。电影是在二五医院大礼堂放映的。第一次来到那么大的房子里，整个人像是被偌大的空间吞没了，轻飘飘、晃悠悠的。放映的时候，大礼堂的窗户放下了外面红色、里面黑色的双层厚窗帘，屋子里立即暗了下来。白天里的黑暗不免让我有些紧张，彩色影片《闪闪的红星》开始放映了。影片故事也好，我看得很过瘾，当然留在记忆长河中的是李双江演唱的那首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还有邓玉华的《映山红》。

在二五医院看了那么多电影，最让我激动不已的竟是最后一部。那是1978年秋末，我已经上初中了，我们大原公社西南片的几个学校，在西泗河中学开秋季运动会。西泗河与二五医院只一条河相隔，下午运动会结束时，已临近傍晚，有同学说：“今晚二五医院有电影，我们去看电影吧！”我们一帮同学就连饭也没吃，兴致勃勃地越过那条大河，到二五医院去看露天电影。

到放映时我们才知道，那是一部风格迥异于以前观看的所有电影的片子，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们看到了有异域风情的山水和建筑，角色有着俏皮幽默的说话方式，穿着平整的西服、笔挺的军装，甚至一头卷发、俏丽面庞、身着束腰连衣裙、露着一截修长的小腿、脚蹬高跟鞋的欧洲女郎也比以往看过无数遍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好看多了。影片中，最刺激的当然是空手夺白刃的格斗，让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那是一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瓦尔特拳”。看来打斗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正如业已长大、进入青春期的我们，看到银幕上的那些漂亮女郎心生欢愉一样。

1979年，二五医院搬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让我们看到了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一年，村里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从电视里先看到的是日本影片《追捕》、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

我曾提到村前的那条河，它发源于东南山区，自东向西从老掖县城南绕城而过，经东、西泗河入海。这是一条连接城乡、让山海携手的河，蜿蜒如龙，摇曳多姿。我们和东、西泗河在河的北岸，二五医院在河的南岸。如今，那条大河雨季还会有河水奔流的时候，东海神庙还可能再建起来，二五医院却永远地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