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恩嵩

当前，文艺创作呈现着一派繁荣景象，人们不时地向作家、艺术家发出呼吁，要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群众喜闻乐见、能够鼓舞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代奋发向上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种呼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问题在于，仅仅向作家、艺术家发出上述呼吁，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即使一部歌颂真善美、反映时代精神的鸿篇巨著，也必然伴随着对假恶丑的鞭挞，伴随着对妨碍时代进步的种种腐朽现象的扬弃和针砭。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有的欣赏者(读者、观众)在接受这些文艺作品时并不顾及作品的主旨，而偏偏对那些受鞭挞、受扬弃、受针砭的东西感兴趣。

据报载，某人在恋爱问题上出现了过火行为，追其原因，他说是因为《红楼梦》中诸如“初试云雨情”之类的章节毒害了他。但是，谁能说《红楼梦》是—部坏书？

无独有偶，有的人读过《青春之歌》后，将林道静的三次婚恋移植到今天；有的人读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后说作者描写了一个荡妇……这些现象说明，作家、艺术家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在一些受众那里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反面社会效果。这个问题不得不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仔细研究一番。

一

许多年来，文艺界对创造美学的研究可以说林林总总，不乏真知灼见。而对接受美学的研讨就相形见绌了。其实，任何文学艺术活动，就整体而言，创造者和接受者缺一不可。很难想象，一件没有接受者的文艺作品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因此，对文艺活动的考察我们必须从创造者和接受者这两个方面着眼，对后者不容忽视。

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剖析接受者的心理。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位接受者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欣赏心理结构。在艺术欣赏中，由于艺术最基本的、避免重复的特殊规律，往往使欣赏者的心理结构发生倾斜、偏颇、动摇，打破原有的稳定状态之后，再实现新的平衡。这种由相对稳定到出现新的不平衡，再达到新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是在“内化”和“外化”的辩证运动中实现的。

人们用糖块或石子教孩子数数，使孩子获得自然数列的知识，这对孩子来说是最简单的“内化”现象。孩子运用获得的自然数列知识去数别的东西，这又是最简单的“外化”观象。而文学艺术的“内化”和“外化”现象要比这复杂得多。由于人们的家庭教育、生活阅历、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社会影响的千差万别，因而对文学艺术欣赏的心理结构也会千差万别。这种千差万别的心理结构—旦相对稳定，它就以“外化”的形式向创造者提出更高的需求。这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现象在文学艺术活动中俯拾皆是。

仍以《红楼梦》为例：它通过对数百个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出封建社会晚期“大厦将倾”的发展趋势。然而，对接受者来说，“内化”现象显得错综复杂、气象万千：文学家着眼于人物塑造、篇章结构、语言锤炼、艺术技巧等创作规律的研究；史学家则对封建社会晚期的腐朽和垂死获得形象的印证；医学家对琳琅满目的药方不息地研讨；烹饪家在研究书中涉猎的烹调技术……

难怪有人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看来，接受者并非镜子式地接受书中的全部，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总之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内化”，就有什么样的接受；有什么样的接受，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意义。

可见，前面提到的那位读了《红楼梦》而犯错误的读者，问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追其根源，与其在长期接受活动中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心理定势和个性特征有关，使他的“内化”过程不能同作品的主旨发生“共振”，反而从中汲取消极的东西，这是艺术欣赏中的一种心理障碍，我们称它为“阻抗”现象。

二

“阻抗”现象如魔鬼一样把我们的接受者拖进深渊。我们不能仅仅怪罪作家、艺术家，这正如不能因为有人面对维纳斯雕像产生淫邪念头而把雕像砸碎、不能因为张嘎子有过给胖墩家堵烟囱的恶作剧而不再放映《小兵张嘎》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阻抗”现象却是值得创造者深思的问题。

我们不是都在追求“轰动效应”吗？这种“轰动效应”不能—概而论，应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之分。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从1887年开始，用4部长篇、56个短篇，向读者推出了—个智慧超群、精明过人、思辨力极强的侦探之王福尔摩斯。六年时间，这位福公走进读者心中。但柯南道尔为了搞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于1893年写了《最后的难题》让福尔摩斯死去，这下激怒了伦敦的市民和警察。人们抬着棺材到柯南道尔家门前示威，提出抗议。作家万般无奈，只得再写一部小说让福尔摩斯起死回生。又过十年，作家写累了，让福尔摩斯再次死于决斗。但直到今天，每天还有人给福尔摩斯写信。政府不得不雇用一位小姐为福尔摩斯代收信件。仅六年，收到3000多封信，看来福尔摩斯是不会死去的。

上述现象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姑且不论，但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接受者一旦把相对稳定的欣赏心理“外化”为引导创造趋向的力量时，往往让创造者难以驾驭自己。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总是把欣赏自己创作成果的接受者视为自己的“上帝”。也就是说，在他的创作活动中不能不考虑有多少人对他的创作成果能够接受。在这里，最危险的取向，则是用自己的作品去迎合那些“内化”出现“阻抗”现象的接受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一股“武侠热”“写性热”“手相热”了。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所谓“创新”问题。“新”对“旧”本是一种否定。但以“旧”充“新”则对旧又是一种加固。在诸“新”频频出现时，需加“鉴别”。有一省级大刊，载文对“古老的观念”和“旧话”批了一通之后，向读者开出了一张“新的婚姻模式”的单子。人类从永久婚姻状态进入瞬时婚姻状态。读者除了佩服作者的胆量之外，就是对“现代化婚姻”的望而生畏。

三

“内化”与“外化”要实现的正常辩证运动应该是，随着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部分地改变着欣赏者的心理状态，形成正常、健康的心理结构。欣赏者这种心理结构又反射过来“外化”为文学艺术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动力。

要实现这个“良性循环”并非易事。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无论是创作者或欣赏者，都应具有一种共同的责任感。就文学艺术品的生产部门来说，要进行宏观上的控制，尽量减少那些具有消极因素的文学艺术品出现。就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来说，应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汲取营养，创造出积极的、健康的、无愧于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来。至于使欣赏者具有正常而又健康的欣赏心理结构，却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

文学艺术对全民族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总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德行显得更为可爱，恶行更为可憎，怪事更为醒目”，所以它的感染力之大，影响之久远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古典名著中所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诸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武松、宋江、鲁智深、林冲、刘备、诸葛亮、曹操、周瑜等等，几乎妇孺皆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影响力超过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以“三国”故事中的人物为例，刘备在历史上是个软心肠的无能之辈，而曹操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由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正统思想和汉室必为刘家的宗法观念，使他在文学创作中把刘备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对曹操则极尽鞭挞之能事。这就使那些想通过读小说去了解那段历史的接受者们糊里糊涂地上了当。再加上舞台上的脸谱的渲染，人们一提曹操就是白脸奸臣。郭沫若同志几次为曹操翻案，并有《蔡文姬》剧作问世，情况似有转机。毋庸置疑，这些都对接受者欣赏心理结构的筑建起着潜移默化的调整作用。

以构建精神文明为己任的作家艺术家们，追求“轰动效应”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不过，倘为接受者计，在拿起笔杆、画笔、雕刀、相机，穿上舞服的时候，从现实生活走上舞台、屏幕的时候，应当像鲁迅那样“迟疑”一下，深思这样的问题：我们创造的艺术形象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思考、增强人们的审美能力、净化人们的灵魂，还是相反？我想，这总不能算是一种苛求。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到生活的洪流、激流中去汲取营养，创造出积极的、健康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文学艺术品来。当我们看到一个时期韩剧充满着屏幕时，当我们在乘车坐船时看到读者手中捧着什么样的书本时，这种呼吁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还有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要求接受者避免“内化”过程中的“阻抗”现象，逐步培养起正常、健康的欣赏心理。我们通常所说的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就包括这层意思。问题在于由谁去做这种提高工作？如果把责任全都推给作家艺术家的话，那么为什么同一部、同一件文艺作品在这些人身上产生了正效应，而在另一些人身上产生了“阻抗”现象？这说明提高文化素质、培养健康的欣赏心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望而生畏、短期行为、表面文章、一味责备都不是好办法，我们必须从点点滴滴做起，以期取得好的效果。

四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巨大而又艰难的社会工程。要完成这个社会工程，不能不提到作为接受者中一支重要方面军的文艺批评家。他们应当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武器，对文艺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对文艺创作进行正确的引导，弘扬健康有益的方面，摒弃消极低下的东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培养接受者健康的欣赏心理结构的任务。为要做到这些，一阵风地“吹捧”、一阵风地“棍棒”，都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而失望。

既然承认文学艺术对人们精神状态的潜移默化作用，仅有文艺批评家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因为他们只能对影响较大的文艺作品进行评论，况且这种评论并非每人都能见到听到。最丰繁最常见最琐碎的文艺欣赏就在我们身边。对一个家庭来说，家长作为第一任教师我们有理由奉劝那些“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母亲们，当你同家人坐在屏幕前欣赏同一部影视作品的时候，你首先应该告诉孩子的是这部作品中哪些是健康有益的东西。如果你的孩子对血流成河的凶杀、赤身裸体的秽行津津乐道的时候，你应该担当起文艺批评的任务，这种批评不是用漫骂一言以蔽之，而是用文学艺术的基本知识进行有理有据的循循诱导，使其增强识别能力。

文艺活动过程中的“内化”和“外化”要实现正常的辩证运动，应该是：随着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部分地改变着接受者的欣赏心理结构，使其向着更高的审美层次迈进；反转过来，接受者的这种正常健康的心理需求又“外化”为文学艺术向更高水平推进的驱动力。这就是避免“阻抗”现象的“良性循环”。实现这个循环，并不是哪一部分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