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叶口述 刘甲凡整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女孩找对象的标准有这样几句顺口溜：“党团员、三点红（军人的红领章和红帽徽）、根正苗红是贫农。”如果是穿四个兜的“三点红”，那绝对就是找对象的“天花板”了。正因为我对象当年是穿四个兜的“三点红”，阴差阳错，硬是让我上演了一场“闯军营状告陈世美”的轻喜剧。

我是在牟平区龙泉镇一个山村长大的女孩。1969年，我19岁，已出嫁的姐姐为我做媒，介绍的对象是邻村的青年小李。他比我大3岁，为村里副业队的豆腐坊串村卖豆腐，一来二去就和我姐姐熟络了。我姐姐看小李的相貌、人品及家境各方面都挺好，就做了我俩的牵线人。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过目”“看家”，双方都比较满意，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第二年正月，我俩就去公社民政科领了结婚证。就在我俩筹备婚礼的当口，小李被部队到地方征兵的首长相中，戴着大红花，欢天喜地参军去了。

那时候，农村青年能去参军，那是“瞌睡遇上了枕头——求之不得”。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在入党、提干及退伍后招工等诸多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是人生道路上一个大的转折点。就这样，我摇身一变成了军嫂，让村里的闺蜜们羡慕不已，都夸我有福气。

打这天开始，我和小李便通过书信，互诉心中的思念之情。逢年过节，我都要带着礼物去婆婆家小住几天，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我。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到婆婆家后，不管是家里或庄稼地里的营生，我都是插上手就干，俨然就是这家人的儿媳妇。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25岁了。那时在农村，也算是老姑娘了，只等着部队能给他探亲假回来结婚。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八，我还在生产队里整修大寨田，弟弟跑来喊我回家，说是姐姐来了，找我有要紧事。我和姐姐一打照面，她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小李的妈妈告诉她，儿子从部队来信了，说是很快要提干了，考虑再三，准备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媳妇。趁着还没举行婚礼，农村这个媳妇不打算要了，要解除婚约退了这门亲事。一听这话，我只觉得如五雷轰顶，整个人一下子就晕乎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问姐姐，这封信在哪里。姐姐说，小李的妈妈只是拿着一封信在她眼前晃了晃，至于具体是什么内容她也不知道。听到这里，我告诉家人，我要到他家看看这封信，我不相信，那个对我信誓旦旦的有情人，突然间会变得这么冷酷无情。

我们两个村相距有20公里，妈妈看天快黑了，要我等明天再去。可当时我心中如同有熊熊燃烧的一盆火，什么也不管不顾，飞身骑上自行车就直奔他家。

到了婆婆家，我尽量克制着态度和人家打招呼。但一打眼就看得出来，他们一家人对我的态度与往日截然不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也就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了。我提出要看看小李从部队寄来的信，婆婆就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了我。我看着熟悉的军邮信封，眼泪就忍不住“吧嗒、吧嗒”落下来。我一句话也没说，把信封折叠了一下，就装进了贴身的衣兜里。他妈妈见此情况，说了一句“信你不能拿走”，就要过来把信封夺回去。到这时我什么也不管了，一甩胳膊抽身走了出来。

黑黢黢的夜，长长的山路，这在平日里是绝对不敢走的。可此时我的心仿佛已经被掏空了，没有一丁点害怕的感觉。在家人提心吊胆的等待中，我夜半时分才回了家。虽然妈妈她们都苦口婆心开导我，但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眼看着天快亮了，我自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部队去，讨个公道！

一家人对我百般劝说，都说我为了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不值得。任凭他们怎么劝，都丝毫动摇不了我的决心。天刚亮，我就怀揣结婚证和那封信，拿出自己卖药材攒下的私房钱，到村代销点买了一筒饼干，就坐着公交车上路了。经过9个多小时的颠簸，在济南火车站下了火车。

一出火车站，整个人就糊涂了，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我从小在山村长大，牟平县城是我去过的最大“城市”。这几年，我只知道未婚夫他们的部队番号，驻地在黄河边上，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我拿着那个信封，看到年岁大一点的人就上前打听，好半天，也没问出个子丑寅卯来。眼看着天黑下来了，真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万般无奈之下，我走进了一家三间门头房的小百货商店。商店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电话，一个50多岁的大伯正把算盘打得“乒乓”直响。我壮着胆走过去，央求大伯帮我打个电话。大伯可能看我是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孩，就一口答应下来。可要我说出具体地址时，我又说不出个一二三了。到这时，也真是急眼了，我也顾不得害羞，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大伯，说我未婚夫在部队要提干，就不要我这个乡下媳妇了，我是来部队讨公道的。

那个年代，人们对身份、地位变了就抛弃发妻的做法十分愤恨，都管这种人叫“陈世美”。大伯听了我的陈诉，当即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同情。他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和小李的名字，费了好一番周折，总算和部队的领导接通了电话。到了这般田地，我什么也顾不得了，一把抢过话筒，“呜哩哇啦”，一股脑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电话那边听了我的陈诉，要我说清楚当前的确切位置，一再嘱咐我原地不要动，他们一会儿就会派人前去接我。

大约等了两个钟头，一辆军用吉普车来了。除了驾驶员，车上还下来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中年人，驾驶员介绍说是他们的参谋长。在对我确认了身份之后，参谋长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此时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一个劲地往下淌。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对着大伯深深地鞠了个躬，跟着参谋长上了吉普车。

到了部队驻地，参谋长把我安排住进了部队招待所。首先安排我洗脸吃饭，又通过电话要小李马上返回部队总部。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小李回来了。那阵子，他是总部首长的小车驾驶员，拉着首长到基层检查工作去了。当着我和小李的面，参谋长对其他总部首长简单说了情况，还把我们的结婚证和那封信摆在桌子上。总部首长一看，立马就拍了桌子，瞪起血红的眼珠子，厉声喝问小李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李也是吓傻了，一个劲地说他确实不知道这件事，那封信也不是他写的。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真是那样，他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处分。看他这样，首长们也冷静了下来。他们仔细看了那封信，除了信封，信笺上的字确实不是他的笔迹。最后，首长们统一了意见，确定那封信是我未婚夫家里人背着他干的，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几位首长当即拍板决定，既然我们早已登记结婚，只是因故没能举行婚礼，实际上就是合法夫妻。鉴于这个情况，要我们当晚就在招待所“洞房花烛”。一声令下，招待所为我们的“洞房”贴上了大囍字，铺开了崭新的被褥。参谋长还让驾驶员送来了一大包喜糖，说是他的贺礼。

两天一夜的工夫，在牟平还是阴云密布，到了部队瞬间阳光灿烂。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啊！我是天底下最幸运、最幸福的人！

三天过去了，我和小李一合计，事情既然已经圆满解决，我就应该回家了，不能老在这里打扰部队领导。就这样，小李向车队的领导请了假，开着车把我送到了济南火车站。

我们刚到火车站，参谋长也坐车赶到了。双方一打照面，参谋长就劈头盖脸把小李一顿批评。说什么，你们登记都五年了，才有了这么个特殊的团聚机会。再者，鉴于目前这种情况，如果让我一个人回去，和公公婆婆他们好多事情也说不清楚。参谋长要我先回招待所住下，等部队安排合适时间，让我俩一块儿回家一趟。就这样，我在部队招待所整整住了一个月，直吃得胖了好几斤肉，脸儿也白了好多，首长才安排我俩一块儿回了老家。我这个儿媳妇堂而皇之地进了婆婆的门，体面地当起了军嫂。

到了年根，我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公公婆婆一家人都高兴得了不得。当我爸妈为我送红皮鸡蛋“看喜”那天，中午的酒席桌上，酒至半酣，公公当着我爸妈的面，公开检讨了自己因一时糊涂，听信小人的撺掇，冒充儿子写信，以至于闹了这么一出有违公德和良心的荒诞事，实在是对不起亲家一家。话音刚落，老亲家俩的手就紧紧握在了一起。

说话间我已是古稀之人了。这一辈子，只要想起那次军营之行，我就会在心中默默感恩那位济南大伯，感恩部队的那些首长。除此之外，我还会为自己当年的勇敢点赞。

浙江电视台著名的综艺节目“非诚勿扰”，其主题曲里有这样两句歌词：“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可不是么，当年正因为我勇敢地往前走了一步，才争得了一生幸福美满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