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超

李蕃其人

《黄县志》创修于嘉靖乙巳，再修于崇祯庚辰，康熙癸丑三修。主持修撰康熙版《黄县志》的是时任知县李蕃。

李蕃（1621-1694），四川通江人，康熙九年选任黄县知县。史书上说他“廉平岂弟（kǎitì，和乐平易），和易近人，兼工词令。在任十年，多所兴举。时黄民最苦丁徭及水冲沙压之空粮，蕃审覈（hé，检验，查核）公慎，丁徭无累。复将冲压之田丈量亩数，详请豁免，里民至今赖之。又尝修城垣，葺孔庙，整衙署，建文昌阁，考课生童，表扬节义，蒸（多聚）髦士（英俊之士）而劝力穑，行乡饮而重高年。凡所兴举，皆本经术以为治。纂修县志，旁搜远绍，发潜阐幽，四十年就湮之迹，厘然毕备”。

李蕃是黄县历史上任职时间较长、政声卓著、政绩斐然的地方官，时人赞其“有古良吏之风”。后因与上官有隙，被诬入狱，“而黄之父老子弟，哭失声而送者万余人，绕行数十里，垂其道左，伏能起者，尚数千人也”（黄县姜其垓《雪鸿堂文集序》）。其身系宛平狱，“黄人又走三千里，伺候狱门者，日百十人”（江苏长洲汪伤《雪鸿堂文集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民哭狱”事件。后他流配辽西，两年后脱罪得释，辗转返乡，终老乡里。

李蕃与其子李钟壁、李钟峨并称“通江三李”，“俱以科第通仕籍，诗文著作之丰，不让苏氏一门”，相当于低配版的“眉山三苏”。三人著作俱以书斋名命名，李蕃著有《雪鸿堂》，李钟壁著有《燕喜堂》，李钟峨著有《垂云亭》，合而为《雪鸿堂文集》。

李蕃的忠告

康熙版《黄县志》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明代的嘉靖、崇祯县志未见有图书馆收藏，民间亦未闻有存世者，故康熙县志为现存最早的黄县志书，其文化意义不言而喻。李蕃在序言中较为客观地指出了黄县存在的利弊，即“四美”“四累”，此外他还列举了黄县当时急需解决的五个问题，“而其宜亟议者，有五焉”，其中复肆、均社、减税均为民生措施，有两条牵涉到风俗，其一为：“家有塾，党有庠，所以化民也。而黄自世家而外，读书者少，以故少年皆呼卢博塞，比户咸尚鬼疑神。尤其甚者，以财为婚娶，同族而雀鼠，则风尚宜更也。”又一为：“名重南楚，材表东吴。淳于、太史非犹是山海间气乎？嗣是而登台垣，跻公辅，代有人焉。近者黄之庠士，恒产极少，株守者嗟黄齑之不继，便捷者逐什一以谋生，固多醇谨，亦见佻达，则士习宜端也。”

要想更好理解李蕃的话，先要明白“风尚”“士习”的含义。“风”的本义是指空气流动的现象，《说文·风部》：“风，八风也。”杜甫形容春雨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实有好多东西也会随风潜入，侵染而不自知。所以“风”由空气流动又引申指像风一样能流动传播、影响广大的风气、风俗等。《诗经·大序》：“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俗”指风俗、习惯，《说文·人部》：“俗，习也。”《史记·乐书》：“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张守节正义：“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上行下效谓之风，群居相染谓之俗。“风”有自然属性，如环境、气候等，也有大人君子的教化；俗是生活趣味与行为习惯。“风俗”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是比法更深的、更根本的社会规范。法的作用被限于外部，限于人的行为，只有“风俗”才能浸透于意志的内面而支配之。所以“风俗”之重要并不仅仅在于那些礼仪规程，更重要的是其精神内核，“风俗”不像法那样有明文规定，但它像风一样，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风俗”是有地域性的，《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北人乘马，南人乘舟”“北人食面，南人食米”，这都是地域差别的体现。“风俗”也是有美恶好坏之分的，《荀子·王霸》：“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据日本的岸本美绪教授研究，历代风俗志中，表现“好风俗”的字眼是“淳”“醇”“美”“厚”“朴”等，表示“城市式恶俗”的字眼是“薄”“漓”“浇”“偷”“浮”“淫”“奢”“黠”，表示“农村式恶俗”的字眼是“陋”“粗”“鄙”“野”。要通过辨风正俗，移风易俗，去除伤风败俗的成分，使之变成良风美俗。明宋应星《野议》：“风俗，人心之所为也。人心一趋，可以造成风俗，然风俗既变，亦可以移易人心。是人心风俗，交相环转者也。”好风俗的形成，是人心之所为；坏风俗的形成，也离不开人的参与。“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顾炎武才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人在面对社会风俗的时候，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可是整个社会的风俗到底是个人行为的集合。多个人的行为集合起来，一定会带来改变。俗语说，“衙门之中好修行”，手握权柄，做个包青天，只能帮助少数人，而改易风俗，则惠及子孙，泽被后世。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风俗”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无时无处不在。“风俗”又有着难于变化移易的凝固性，想改变很难。比如某个地方流行新婚日捉弄公公与新媳妇，要“猪八戒背媳妇”，这在当年就是恶俗，几百上千年下来，还是凝固不变。反过来说，有着这样恶俗的地方，这些年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

“风俗”之难以改变，在于生活在此种风俗下的人，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这就需要借助他者的视角进行观照，一些在本地人看来理所当然、不值得特别留意的事情，对生活成长于异地风俗的外地人眼里，或许会显得触目惊心。李蕃对于黄县风俗来说，即是这样一位“他者”，并且他为人正直，学问深湛，他所观察到的黄县风俗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省思。

根源是“读书者少”

李蕃提出的“宜亟议者”之三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而黄自世家而外，读书者少，以故少年皆呼卢博塞，比户咸尚鬼疑神”。根源是“读书者少”，一方面是经济条件限制，更主要的原因是主观上不重视，过去讲“穷文富武”，穷人买本书的钱总是有的，但如果你不想学，把你放在书堆里也没用。此风俗绵延至今，有不少人出了学校门之后，终生与书绝缘。“人不学，不知义”，人没有了人生信仰与目标，没有长久深远的追求，只能追逐短暂浅薄的快乐，赌博无疑是其首选。过去大户人家有规矩，过年大赌三天，其他时间则禁赌。现在则是“大车掉儿轱轮——没有挡儿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一天不可赌。常听到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例子，但人仍趋之若鹜。“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此其黄民之谓欤？黄县人之“尚鬼疑神”亦是普遍，遇到病儿灾儿首先想到的是叫什么“怪儿喽”，得“熨送熨送”“念叨念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如果整天鬼啊神啊黄大仙啊，那就没法愉快地谈话了。

第二个问题是“以财为婚娶”，则重财而轻人，司马光注《书仪·亲迎》曾痛斥：“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现在农村里三十几岁未婚的大龄男青年“一铺一铺”的，什么原因？没钱在城里买楼。“同族而雀鼠”，“雀鼠”即雀鼠之争，指强暴侵凌引起的争讼。同族甚至兄弟姊妹之间为什么争讼？绝大部分还是为了一个“钱”字。为了几两散碎银子，血脉至亲也能“鸡急儿鹅斗嘞”，甚至打得老死不相往来，这实在是人伦悲剧。

李蕃“宜亟议者”之四，那些没有恒产的读书人，“株守者嗟黄齑之不继，便捷者逐什一以谋生”。“黄齑”指咸腌菜，借指艰苦的生活。“什一”，以十博一，《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后因以“什一”泛指经商。死脑筋的还在啃着咸菜苦熬，脑子灵便的就想法经商谋生，由此造成的弊端就是士风“佻达”，即轻佻浮薄。“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佻达”以后再想回头读书就难了，故士习宜端也。“士习”即“士风”，指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尚和价值取向。封建时代四民为“士农工商”，士大夫阶层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掌握着话语权，因此“士风”对“风俗”影响极大。后世有“黄县嘴儿”“黄县套儿”的说法，当为“佻达”之后的结果。

读李蕃这两条“宜亟议者”，还是很感动的。能感觉到他很认真地深入黄县人的生活，很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很直率地提出自己的忠告，而且可以说切中肯綮。如今距离李蕃提出问题已经有350年了，情况虽早已有所改观，但风俗的习惯势力仍十分顽强，要实现改易风俗的目的，需要远见卓识，需要持久艰巨的努力。最主要的是人们要觉醒主体意识，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有向美向善的追求，有成长的渴望，每人改变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久久为功，如此才可能达成改良风俗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