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早年间，书信是人们联系的主要手段。

父母不识字，原来家里的信全由大姐写。那年春节，大姐坐月子，父亲便将任务交给了读小学的我。

我共写了三封信，其中有两封分别写给在大连造船厂的大伯父和在北京白酒厂的二舅姥爷，内容主要是把近期的家庭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表达对他们春节的问候。另外一封信写给母亲的侄儿。虽然他是姥姥过继的儿子所生，但由于他父亲与我母亲情同亲兄妹，所以母亲对他十分关心。但侄儿成年后，不听父母的话，游手好闲，什么事都干不长远，按母亲的话说是“扯不长长，拉不团团——四六不成材”。因此，在这封由母亲口述的信中，母亲把“千万别整天毛三呛（毛燥之意）的”“要夹着尾巴做人”，别干那些“鸡狗不稀见的脏事”等话，全拿出来了。母亲习惯在形容缺点的一些词语前加个“脏”字，组成一个新的名词，藉此强调毛病的恶劣及无可救药。可以想见，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是如何想让劝诫发挥到极致，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寄信要去邮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烟台邮政局位于烟台山下，建筑为砖石结构，虽只有二层，却尽显庄重典雅之气。我去柜台买了邮票，用浆糊把信封粘好，把邮票平平整整地贴到信封的一角，用手使劲摁几遍，直到确认不会开缝，才把信投进门口那个圆圆的绿色邮筒里。

中学毕业后，我投笔从戎。我参军后的第一封信是写给姥姥的。

姥爷去世早，姥姥独自一人把三个年幼的女儿拉扯大，并张罗她们都成了家。小时候，姥姥带过我，我对姥姥有很深的感情。姥姥接到信，高兴得一连几天没睡好，问这问那，并让大姐给我复信，嘱咐我在部队好好干。想不到的是，不久后，姥姥生病了。母亲本想让我告假回去看姥姥，但姥姥怕耽误我的工作，坚决不让母亲告诉我。后来姥姥去世了，得知噩耗，我难掩悲痛，给天国的姥姥写了一封信。那封无法邮寄的信实际是一份决心书，信中除了对姥姥的思念，就是表达保家卫国的信念。

到了部队第三年，我谈了女朋友。我们属于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便确定了恋爱关系。对大多数女孩来说，嫁给军人，就意味着异地恋。认识她后，我又在部队服役十年，从而有了长达十年的书信生涯。我们只要接到彼此的信，会马上给对方回信，平均十天一封。心中觉得有事的时候，常常等不及对方来信，就会写信去，有时一个月四五封也常见。盼信、收信、看信、写信，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刚开始通信时，军人信件不用贴邮票，只需收发员盖个军邮戳就可以了，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不再实行这项针对军人的免费政策了。邮票虽只8分钱，但作为战士，我每月仅几元钱薪水，这花费并不算少。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我们写信的热情。

我们驻地在沽河农场，沽河边高高的堤坝是军营通往县城的唯一公路。坐在军营的屋子里，可以望见大坝顶上的公路。当我远远看到收发员去城里取回邮件，奋力向营房方向蹬自行车的身影时，心里总会涌出一种异样的感觉。书信，让我们相互靠近并给彼此带来温暖，是维系情感的依托与纽带，也记录着我们的爱情与成长。

1997年，女儿去国外读书。彼时，曾经高不可攀的电话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但说老实话，因忌惮越洋电话太贵，我们与女儿的联系仍以书信为主。

女儿出国半个月后，我回家，一眼瞅见女儿写的那封信静静地放在书桌上时，如同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女儿，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在家里娇生惯养、双手不沾阳春水的女儿，上学不久便去一家餐馆刷盘子。我们很心疼女儿，因为这工作大多是晚上干，而且餐馆离她的学校相隔好几个街区，距离不短。在信中，我们除了给她一些鼓励，更重要的是关心她的人身安全。妻子本就是个细心人，对女儿更是细之又细，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嘱咐女儿注意这留神那。她年轻时在厂子里三班倒，便结合自己的体会，给女儿规定了晚上走路三原则：一是尽量结伴而行；二要走大路，不要怕路远；三是走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持警惕心。纸短情长，写不尽我们对孩子的牵挂。信虽由我执笔，但妻子是主角。每次写信，她都要一本正经地坐在我身边，内容只有经她同意，才能往上写。

女儿隔三岔五要去饭馆干活，写信毕竟周期太长，不能适时得知她的行踪。还是小孩子聪明，女儿想了一个办法：她们校园内有那种公用的投币电话，她便与我们约定，只要回到学校，不管多晚都会给我们拨打电话。为节省钱，电话我们无须接，只要听到连续响铃三次，就证明她平安归来。后来证明，她的这个方法真是绝妙而又两全其美。在她上学期间，我们一直是这样沟通。在我们听来，这个来自遥远异国他乡的铃声是如此动听悦耳，简直具有治愈的功能。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为铃声起了个颇为浪漫诗意的名字：女儿铃。说是不接，但思女心切的妻子，好几次没忍住，拿起了话筒……

如今网络功能强大，人们的通讯方式变得无比便捷。书信，早已慢慢退入怀旧者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