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年少时，我曾多次去过二姨妈家。

二姨妈住在福山一个叫北侯旨沟的村庄，旁边还有一个村叫南侯旨沟。刚听村名，我还以为两个村有猴子。去的次数多了，才听说古时候有军队在这两个村子等候过皇帝的圣旨，故叫侯旨沟。当然，这也只是民间传说。随着时代变迁，北侯旨沟村名得以保留，南侯旨沟则改为南厚滋沟。这两个小山村美丽、祥和、安宁，村名都富有历史文化内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烟台的小学读书。放寒暑假时，二姨妈经常叫我去她家玩。去她家需要乘坐长途客车，南厚滋沟村位于308省道旁，车过福山东厅不久便到。穿过南厚滋沟村，脚步快的话，再走半个多小时便可到北侯旨沟。此时，早已接到信的二姨妈会来到村头迎接。村里人看到了，就会问一句：“哪里来的小客？”二姨妈笑盈盈地答道：“外甥儿，烟台来的。”

二姨妈大高个儿，大眼睛，鹅蛋脸，尽管人到中年，脸上擦的是从供销社打的只有几分钱一瓶的散装雪花膏，但仍掩不住她年轻时的俊俏。外出时，她常常围一个紫色或咖啡色的三角形围巾。我想，如果二姨妈生在现在，一定不逊色于时下所有的美丽女孩。

到家后，二姨妈将我安顿下。她开始在灶间忙活起来，用水瓢往八印大铁锅里哗哗添水。紧接着，鸡蛋敲击铁锅沿儿发出啪啪的声响传到我耳边。我知道，这是二姨妈在为我烧鸡蛋水。那年月，这差不多是胶东农村接待客人的最高礼节。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加了白糖的鸡蛋水便端到了我的面前。如果是春节，饭便是现成的，加了红枣的大饽饽，面是自己揉出来的，饽饽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原始麦香。年糕则是用苞米面和白面外加熟地瓜掺和在一起，用大锅蒸出来的，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孔，松软筋道，吃起来甜糯无比。如果是平常日子，按农村的习俗，一般是做手擀面，有拦住客人之寓意。二姨妈做的手擀面既细又筋道，特别是豇豆面，味道独特，令我至今难忘。

二姨夫个子矮小，五官长得也不算周正，下巴还有一个黑色胎记，上面有一簇黑毛，十分显眼。有时我想，二姨妈这么漂亮的人，当初怎么看中了他？二姨夫话不多，也不爱笑。刚接触时，我以为他端着，摆长辈的谱，但接触时间长了，却发现他很随和。他无论去哪儿总爱带着我。那时我头脑里装着无数个“为什么”。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上山收地瓜，我曾问过他：“为什么粮食长在地里？”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蠢，二姨夫吃惊地看着我，有些不解，寻思半天才说：“我也不知道。粮食不长在地里，难道能长到水里、石头里、天上？”有一次，我们围着饭桌吃饭，当他听到二姨妈夸我学习不错、担任学校大队干部时，他放下饭碗，上下打量着我，笑眯眯地说：“有出息的孩子，好好学，将来爹妈能跟着你沾光。”

二姨夫大字不识一个，是个老实人。他不像农村有的人酗酒，二两“猫尿”进了肚就开始骂老婆、打孩子。他脾气好，从来没因为生活琐事和二姨妈拌过嘴。凡是二姨妈吩咐的事，他总“好好好、是是是”。也从来没见过他打骂孩子。他还是个干农活的好把式，干活从不藏奸耍滑。正因为如此，他是村子里公认的好人，这或许就是二姨妈以身相许这个小个子男人的原因吧。可就是这个好人，寿命却不长，只活到五十岁。我觉得二姨夫挺可怜的，他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去的最远的地方是福山县城，没有享什么福。他生病时，妈妈曾带我去看他。他瘦得皮包骨头，脸变成了黄裱纸（那种特别黄的烧纸）。本来话不多的他，突然多了起来，嘱咐这儿嘱咐那儿，也许是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二姨妈有一儿一女。女儿乳名叫小花，那时也就四五岁，上身戴着一个白肚兜儿，头上扎着一个钻天锥。我去她家时，她总是“哥哥、哥哥”地叫，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边。二姨妈家有不少枣树和柿子树，都在村南小河滩上，她自告奋勇带我去，让我用木竿子打枣、爬树摘柿子。有一次，我和一个差不多大的男孩去树林里解手。她知道了，悄悄地拉着我的衣襟，贴着耳朵说：“哥哥，别去，看人家尿尿，头上光长老白毛。”多少年以后，我对小花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她的童年。长大后，她被一位异地的小伙子看中，不到二十岁就离开老家，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二姨妈的儿子大名叫韩凤春，小名叫木子。他比我大五岁。木子个儿不高，人长得敦实。我去二姨妈家时，都是他陪我玩。农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帮助大人干活，说是玩，实际不是上自留地菜园浇水施肥，就是帮二姨妈干些杂七杂八的零碎活。

木子哥少年老成，做事不张扬，从小便有着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

那时，人们生活都不宽裕。我家住在城里，购买东西都需要票证。二姨妈打算给我家一些苞米面、地瓜以及白菜、萝卜，但当时农村唯一的运输工具只有独轮车，东西没法往烟台送。当时烟台港务局建码头，天天有车到村子附近的山上拉石材。十六七岁的木子哥听说后，便去了那里，找到了一位领导，说明自己的来意。那位领导也好说话，第二天，让木子哥搭上了一辆去烟台的顺风车，东西也顺利地交到了我妈妈手里。

还有一件事。木子哥领着我们四五个人去野外采蛾（野蘑菇的俗称）。其中有个叫小宝的男孩，十四五岁的样子。路过一片甜瓜地时，他想弄个甜瓜给我这个烟台来的客人吃。他瞅着看瓜人在窝棚里躺着，便蹑手蹑脚溜进瓜地，摘了一个甜瓜。刚要向外走，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原来是看瓜人在窝棚外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拴了一条狗，它听见了动静，立马狂吠起来。那位看瓜人五十多岁，身体很壮实，是个暴脾气。他赶过来，一把揪住小宝的衣领，把他像小鸡一样提溜起来，连连质问：“为什么偷瓜？”小宝也不懂事，竟嘟囔了一句：“不就是摘个瓜吗？怎么这么狗（小气的意思）。”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看瓜人，巴掌就要往上扇。木子哥一看，连忙冲上前去，站在他们中间，连连向看瓜人道歉。木子哥有个同学是这个村的，为缓和气氛，他故意向看瓜人打听同学的情况，谁知这一来，竟和看瓜人攀上了亲戚——尽管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一场干戈很快化为玉帛。木子哥的气定神闲、遇乱不惊，着实让我对他高看一眼。他这种能力，在农村特别重要。

木子哥为人忠诚老实，不过，他既有文化，又有追求和理想。他工作勤恳努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推选为村大队长兼村党支部副书记。他行事稳健，不疾不徐，为村子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说缺点的话，就是识有余、胆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事业的发展。

木子哥在69岁那年因病去世。现在，二姨妈家除了小妹尚在，其他人都已过世。想一想，恍若一场长长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