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辰龙

一

回首当年，我是歪打正着，磕磕绊绊地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二

1970年12月，我被居委会分配到了烟台市砖瓦合作工厂，即现在大海阳路长城公司的前身。

去厂里报到那一天，正赶上大窑停火，全厂的工人开始了为期一冬的备料工作，把南山大泥崖的黄泥刨下来，用老农民使用的那种小推车把黄泥推到机房跟前堆起来。整个备料的场面很像一群学大寨的农民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值隆冬季节，北风呼啸，雪花飘飘，工人们却干得热火朝天。我的心里很激动，也很兴奋。呵呵，我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入厂一星期之后，我写了一份“决心书”，交给了厂里负责工会工作的李志祯师傅，表示要“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小车不倒只管推！”

厂里光棍宿舍的西山墙上，有一块水泥抹的大黑板；平时，负责数砖、卖砖的保管徐东海，用粉笔在上面记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读懂的账目之类。

没想到我的“决心书”交上去的第二天，徐保管竟然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到了那块擦拭一新的大黑板上。工友们纷纷上前观看，打听“焦辰龙是哪一个”。

从那以后，那块大黑板不再记砖账，成了厂里名副其实的黑板报。我以后又陆陆续续地在上面发表过几首诗歌，其实都是打油诗。我离开砖瓦厂之后，有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工人仍然经常向它投稿，那一面黑板成了挂在屋山墙上的“文艺副刊”。

三

我的“决心书”上了黑板报之后一个星期，《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了1971年元旦社论。厂党支部布置下来：元旦之后全厂开大会，每班选派一个人代表班里上台发言，交流学习元旦社论的体会。

在班后会上，我们二排一班的班长潘玉廷对我说：“你准备一下，到时候你代表咱们班上台发言吧。”

我欣然答应了潘班长的要求，元旦期间在家里点灯熬油地写了两天两夜，写成一篇7000余字的发言稿。那几年，受大环境影响，马列毛的著作，包括一些政治材料，我倒是读了不少，写一篇几千字的发言稿，如探囊取物耳。

元月8日下午4点半下班之后，全厂的干部、工人在刚盖起一个外壳的瓦房车间召开大会。窗外雪花飘飘，会场里的气氛却很热烈。轮到我上台发言时，我站在台上，不敢往下看，两眼只盯着手中的稿子往下念。我注意到，越往后念，会场里越静，等到念完最后一句话时，全场竟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红着脸，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了座位上。主持会议的厂党支部书记穆玉成在总结发言时还特别表扬了我一番。

四

乘着大会发言的东风，不久我就向厂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早在上小学时，我们的班主任邵名珊老师就教导我们：人生有三件最光荣的事情，入队、入团、入党。在小学一年级时，我是班里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学生。现在就业了，要争取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像英雄保尔那样，为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

当时，厂团支部书记叫刘孝增，是烧火班的班长；他见我“有文化”，就让我把厂里烧水炉北墙上的一块小黑板办成团支部的“青年园地”；后来又把我从瓦房班要到烧火班。烧火班实行“三班倒”，使我后来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有了充足的时间。

和团支部书记一个班组，我觉得我离团的大门更近了。我将屹立在热浪滚滚的大窑顶上，天天把炉火烧得通红，一直到永远！

倘若人生的路像尺子一样直，估计一年以后我就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了。

哎呀，可惜山中有直树，人生无直路。

五

1971年底，厂团支部改选，回厂不久的复员军人秦丰收（化名）担任团支部书记，刘孝增降任副书记。

秦丰收上台之后，安排团支部宣传委员汤武（化名）亲自办“青年园地”，不再允许我插手小黑板报。看着汤武的歪歪扭扭的板书，我知道自己“失宠”了。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来到了人间，我的心里却密云不雨。团支部公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没有我，只有几个年轻姑娘。

刘孝增悄悄告诉我：“讨论入团名单时，我提到你，秦丰收说你家有政治问题。”

哎呀，我家三代贫农，爷爷是老码头工人，父亲原来是搬运工人，1961年回乡务农。我们家有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去问问秦丰收，他是不是弄错了？”

刘孝增“噌”地火了：“你要出卖我么？”

我先是错愕，继而选择了沉默。受了冤枉却没法澄清，受了委屈却没有地方倾诉，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看天，天上乌云滚滚；看地，地上飞沙走石；看树，刚刚吐绿的弱柳被狂风吹弯了腰。我欲哭无泪……

六

夜里，我躺在炕上，像烙饼似地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我决定放弃所有的业余爱好（无线电、画画、拉二胡），专攻文学创作。那时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能够在党报上发表一个整版的“大作”，秦丰收不愿意也得愿意——让我入团！

我开始经常到大庙阅览室去，看各省报纸的副刊上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曲艺、小戏以及文艺评论，同时开始学着写短篇小说

写什么呢？当然应该写我唯一熟悉的砖瓦厂生活。我想起，有一天上夜班，大窑发生了倒窑事故。我的老班长潘玉廷，带领着工人们，穿着浸了水的旧棉衣，一次次地冲到浓烟滚滚、火舌狂舞的窑洞里往外拖窑车。我在窑顶上，为了保火，却还要继续往窑洞里添煤，真是“火上浇油”。添煤时，潘班长他们的呐喊声，从火眼里隐隐地传了上来……我被感动得涕泗滂沱。工人师傅们，你们是英雄啊！

那时候受八个“样板戏”的影响，我以为一篇小说里一定要有一个英雄人物，还要有一个隐藏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关键时刻跳出来搞破坏，被英雄人物抓住了……可是，我所在的砖瓦厂里没有这样一个阶级敌人怎么办？能不能虚构一个？若是虚构一个阶级敌人出来，人们会不会说我是在胡诌？

就在我为这个问题想得头疼的时候，有一天，《烟台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任文欣的署名文章：《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的限制》。我把文章捧在手中通读一遍，只觉茅塞顿开，于是就开始天马行空地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情节。

我的第一篇小说《三十年后》（一个一点儿才气都没有的题目）终于完稿了。小说写一个隐藏在砖瓦厂的反动资本家，为了进行阶级报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于是就制造倒窑事故；拉坯班的班长带领着工人们冒着高温排除故障。最后，故障排除了，破坏生产的反动资本家也被揪出来了。

小说写好之后，我没敢将其贸然寄出，听说往报社寄稿件要有本单位的证明和盖章，“地富反坏右”的稿子是不能登报的。

有一天早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红着脸推开厂办公室的门，把一大摞小说稿交给了李工会，然后忙不迭地跑到窑顶烧火去了。

七

我的小说交给厂里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李工会忽然到窑顶上来通知我：到城建局宣传组去找老杨同志，听他谈一谈对我的小说的意见。

原来，李工会接到我的小说之后，把它交给了新来的厂党支部书记吕世英，吕书记又把它给了局宣传组的组长邱显琪；邱组长让分管宣传的老杨同志看一下，然后约我谈一谈。

当时的城建局在南大街新华书店后身，距我奶奶家只有一箭之地。第二天上午，我在局宣传组的办公室里找到了老杨同志。他从抽屉里拿出我的小说稿，把夹在里面的一张信纸抽出来，信纸上记着他对小说的4点意见。老杨耐心地把他的意见一条一条地讲给我听，又拿笔写了一张纸条给我，让我到市工人文化宫去找一个叫郝鉴的同志，再听听他的意见。

我又到市工人文化宫找到郝鉴。郝鉴当场把我的小说看一遍，提出了一些很专业的意见。能得到文化宫老师的辅导，我感到很荣幸。

郝鉴还说：“咱们这里没有园地，你可以把稿子给报社的副刊编辑看一看。”

报社的办公楼在北大街，从我奶奶家出门向南，穿过小瞎胡同就到了。但那座小楼在我的心目中很神圣，像是艺术的殿堂。我没有勇气走进那座殿堂，就舍近求远，跑到烟台山下的邮政局，把小说寄给了《烟台日报》的“红烂漫”副刊。

接下来是耐心等待。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小说如泥牛入海，一去没回头。

没想到，就在我极力想进入艺术的殿堂而不知道它的大门朝哪开时，另一扇人生之门却正悄然向我打开。

八

1972初冬，大窑即将停火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李工会又到窑顶上来，通知我：明天早晨7点半到城建局宣传组报到，参加局第二期通讯员学习班。

呵呵，我的那篇小说虽然还没能达到发表水平，我的名字却已经在局宣传组挂号了，他们点名让我去参加学习班。在局通讯员学习班学习了40余天之后，我被留在局宣传组帮助工作。

接下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城建系统的14个基层单位，采写的通讯稿几次见报，市广播站的小喇叭几乎每星期都会播出我写的稿子。这期间，为迎接1973年全市职工春节业余文艺汇演，我为局宣传队写了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演出后一炮走红，让烟台市文化局的领导们记住了我的名字。——这是后话。

我忙忙碌碌的身影，渐渐引起了局领导的注意。局团委书记邢连英、团委委员仇善强，先后亲自找我谈话；又找砖瓦厂的团支部书记秦丰收，过问我的入团问题。

入冬之后，局党委调整砖瓦厂的领导班子，从市政工程队调于尔志同志来砖瓦厂任党支部书记。我还在局里帮助工作，新的厂党支部却把我内定为“接班人”：年底，厂团支部改选，我被团员们全票选举为厂团支部书记。

接下来，铺在我面前的路将是入党，任厂党支部副书记。

九

本来，我是想拿小说当敲门砖，敲开团的大门，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如今入了团，又当上了专职团支部书记，志得意满之余，又有点儿失落感。

那个时代，团的工作大有文章可做。组织学马列小组，星期六义务劳动修路；白天参加班组劳动，晚上找青年们谈心……团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可是，白天忙一天工作，夜里躺到厂里宿舍的床上，我却觉得两手空空，甚至觉得有点虚度年华。哎呀，我没有时间搞文学创作了呀！生活，有了文学才会更美好！

1974年8月，金风送爽，北雁南飞。上海戏剧学院到烟台招生，市文化局的王铭之局长和文化干事郝鉴向上戏戏文系的何纪华老师推荐了我。一曲山东琴书《雨夜送亲人》，让我在市文化系统挂了号。我像一棵小草，刚一出土竟然得到了这么多阳光的照拂和雨露的滋润！

厂党支部书记于尔志正在家中养病，我去看他，顺便就我上大学一事征求他的意见。于书记说：“上大学关系到你一生的命运，我们不拦你。我们欢送你！”

于是，我就“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工农兵学员之歌》），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读书去了，从此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