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月珍

在国内，烟台的绒绣如称第二，没有别的地方敢称第一。红遍中国的绒绣“三幅巨作”可都是烟台人绣出来的。最大的当然是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里那一幅，第二幅在现在的宁夏大会堂，第三幅则是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山东厅了。

那些都是国营厂烟台绒绣工人的杰作。烟台绒绣的名气不光是大厂干出来的，无数的普通烟台妇女们贡献也很大。我就是没经过任何专业培训而成为“烟台绒绣女”的普通烟台百姓之一。

我1951年出生，从小就看惯了大娘、大姐们飞针走线的场面。后来到同学家中“上小组”时，终于有了近距离观察学习绒绣的机会。经过同学家长的热心指点，我很快掌握了绒绣的基本功夫。

学会了绒绣技术不等于就可以上手干活了。要干活，首先要有“点长”给分发绣品。你还要有成套的绣花工具：可以绷紧绣布的绣花撑子和可以调节撑子宽度松紧度的撑子板儿。

撑子板儿容易做，当然也不是随便拿一块竹板就能做，竹板要有一定的宽度和厚度，而且必须平直。朋友工作的果品站能操持到竹子包装的南方水果，我央求人家给几片竹板，用火烤直，再用钻头钻几个距离相同的孔眼，撑子板儿就做成了。

绣花撑子可不容易操持到。那家伙，要长还要粗，要中间主体圆形、两端变成方形，以方便固定撑子板儿，原料和制作都是普通人家望而却步的。我大姐夫是当年很吃香的驾驶员，他在外贸食品开意大利的菲亚特油罐车的时候，经常停放在解放路和富荣街口的那辆“洋车”曾经是附近大人孩子们的深刻记忆。姐夫听说我和大姐都要学习绣花，就给我们俩操持了4根又粗又长的木头回来。我的哥哥既是八级技术工人，又是木匠爱好者。刨、刮、推、削、钻地忙碌了一番之后，又像精心制作家具一样地给撑子和板儿刷上了清漆。这样的绣花撑子，在众多的绣花人家中可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呢！

这一番忙碌后，我和姐姐都拥有了一套漂亮的绣花装备。我托人找到了分发绣品活儿的“点长”。“点长”当场检验了我的绒绣“功夫”，很快我就成了烟台绒绣女大军中的一员了。

所谓“点长”，有的是绒绣厂的工人，有的是得到厂子信任的熟练绣花工。她们负责从绒绣厂拿回批量待绣的活儿，再负责分发给她们信任的个体妇女，最后她们还要检验成品绣品的质量，再收拢上交。我很幸运，遇到的第一个“点长”就是一个漂亮优雅又善解人意的绣花小组长。她帮我推荐，让我很快成为了周边绣花女中闻名的“灵巧女孩”。

那时候，我因父亲早逝，兄弟姊妹众多，家境贫寒，已经从东升街小学辍学回家了。绣花一段时间后，我就业到了渔业公司水产加工厂理鱼车间，成为正式工人。但工作之余，我仍舍不得丢下绣花，它可是我帮助妈妈补贴家用的重要来源呢。

绣花是有技术层次的。仅仅会绣花的是普通的绣花女。技术再好一些，就可以干铺底、圈边、大小针等活儿，这些活儿报酬也高。机缘凑巧，大姐后来搬家，从载之路搬到了富荣街，她的邻居夫妻俩恰好是烟台绒绣厂的。那夫妻俩朴实、热心、善良，平易近人又乐于助人。他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心灵手巧。于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不仅经常接到铺底、圈边、大小针等“好活儿”，而且不管给多少任务，我总是能及时完成，我家的绒绣活儿也越来越多。走过当年市府街104号的路人们，经常驻足我家门口看“稀罕”：我上班的时候，那绣花撑子根本闲不下来。不光母亲会抽空绣一番，我已经结婚的大哥、比我小7岁的最小的弟弟、刚刚四五岁的小侄儿，都会端坐在绣花撑子旁，极认真也极娴熟地飞针走线！

当然他们铺底、绣大针线活儿可以，但圈边、人物脸部和花卉细部的“小针”活儿，他们是干不了的，那需要极好的眼色功夫和分线、劈线、针脚拿捏手艺，那是我的“专利”。

年复一年，我的绣花撑子让我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有了足以自豪的家庭地位。我那时候月工资31.88元，我每月交给母亲30元，按理说我的零花钱只有1.88元，但1977年我结婚的时候，自行车、手表、“卧虎”“天鹅”牌毛毯以及所有床单被褥等，我没用母亲花一分钱，那可全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绣花撑子是我人生的“第一功臣”。现在我70多岁了，几次搬家，很多东西都丢掉了，但绣花撑子我依然舍不得丢弃。我给家人绣花，让他们在重大节日里增添快乐；我帮朋友们做绒绣，让他们惊喜地体验烟台绒绣的魅力，我的绒绣作品甚至走到了国外。

我很自豪，我虽然没有亲手创造过烟台绒绣的那些巨作，但就是因为有像我这样数以万计的“烟台民间绒绣人”，烟台绒绣才有了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百姓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