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在玉/口述 刘甲凡/整理

2022年农历二月廿四，98岁的母亲去世了。母亲临走前一点也不糊涂，让我们给她穿上寿衣，喃喃地念叨了一句：“我找你爹去……”然后就静静地躺着，很安详地故去了。我们知道，和我父亲相聚是母亲挂在心尖上的念想，为此，她痴痴守望了75年。

一

1947年初冬的一天，雾雨蒙蒙，寒气袭人。烟台海港码头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

一艘从大连开来的客船刚一靠岸，船上的乘客就被驱赶到候船大厅控制起来。经过挑选，老弱妇孺被放行，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在雪亮的刺刀和机关枪黑洞洞枪口的威逼下，换上了军装，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杳无音讯。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苏庆之。

父亲那年26岁，是牟平县东照格庄村（现牟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照格庄）人。因我祖父和大伯同在大连浪速町（现天津街）一家银匠店里做工，每年的农闲时节，我父亲就和本村的邻居宫怀义前去大连倒腾一点小生意。他们去的时候带着胶东特产花生米和干枣之类，回来时再捎上一些大连商行的日用小百货，从中可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不料飞来横祸，返烟后正碰上败退的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被强逼着套上了军装。同行的宫怀义年岁偏大，受了这番惊吓，急火攻心眼疾发作，当下就双目失明了，四五天后他被放了。

宫怀义回村后，立马就到我家把路上发生的变故告诉了我母亲。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一下子把母亲打蒙了，瞬间人就像傻了一般。母亲出身贫苦人家，和我父亲结婚的第二年，我来到了人世间。到了我4岁这年，我妹妹又出生了。一家四口，日子虽然清贫，却是家庭和谐，其乐融融。父亲被抓壮丁的消息让我们一家跌入万丈深渊，母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精神也变得恍惚起来，一门心思盼着我父亲能侥幸逃回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她在睡梦中听到父亲回家的敲门声而惊醒，睁开眼却是空欢喜一场。漫漫长夜，她一个人拍打着孩子默默流泪到天明。

一年过去了，我父亲仍杳无音信。邻居刘建章的姨夫叫王成善，是当时牟平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带队支前到过淮海战役前线。春节期间他走亲戚时带来了消息，说当时在烟台码头抓壮丁的部队是国民党整编25师，这支部队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打得全军覆没，连黄百韬也自杀了。估计，我父亲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母亲嚎哭一场也就死了心。她把我父亲被抓走的日子作为忌日，央人写了个牌位，让我给父亲磕了头。自此，每逢除夕、清明和月日，她都要给我父亲烧纸、焚香，祈求他在天之灵能早日魂归故里。

二

我祖父得知儿子的遭遇后，急匆匆赶回了家。由于思儿心切，他患了一场大病，在多方求医不治的情况下，他服毒自尽了。祖父因治病已花光了他带回来的那一点钱，还欠下了一屁股债。此时的母亲连安葬的钱也拿不出来，多亏左邻右舍帮忙，才算草草把我祖父安葬了。

我们家里只有村西那二亩多涝洼地，碰上雨水多的年份，往往颗粒无收。以前除了耕种自家的土地，我父亲常年要靠打短工和推脚（独轮车运输）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父亲没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漏房偏遇连阴雨”，1948年又是个多雨的年份，据《牟平县志》记载：“当年雨季，城区一片汪洋，水淹堆金泊、西北坝、寇家疃、贵家疃等17个村庄。”我们家那几亩涝洼地自然基本绝收了，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第二年刚开春，家里就揭不开锅了。看着两个因饥肠辘辘而哭闹的孩子，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只得带上我和妹妹去要饭。在她心里，年轻媳妇要饭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了避免引起熟人的笑话，她每次都装扮成到地里干活的样子，一手抱着我妹妹，一手挽着篮子，让我跟在她身后，到离村四五里外的王贺庄、南沟、山西头、王家窑、羊岚、邹家庄那一带挨门乞讨。由于脸皮薄，人多的地方不好意思去，就专门找那些居住在村子外边的住户，转一天也要不到多少东西。

等到要回家的时候，再在篮子上面放上野菜或柴草，装成是下地回来的样子。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家要饭的事被村南看茔地的邻居发现了，就告诉了村里干部。一时间，村里人都对我们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村干部又为我们家到十一区政府（区政府驻地在牟平武宁）申请了救济，总算把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度过去了。

眼瞅着我父亲回家没了指望，村里人看我母亲才24岁，就有人劝她再找个男人，可母亲死活不答应。她就认准了一个理：“我是母亲，把孩子抚养大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我宁可吃再多的苦，也不让孩子到继父家里受委屈。”

我大舅1944年参军，参加淮海战役受伤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看到姐姐的困境，他也主张她再组个家庭，并亲自帮着物色，但同样被我母亲一口回绝了。

1953年，政府号召成立互助组。村里那些劳力强壮、机具齐全的人家首先互助起来了。像我们家这样孤儿寡母的家庭，便和那些病残的人家凑在一块。五户人家一头小牛，是互助组里唯一的大牲口。每逢犁地的时候，还要人套上绳子拉帮套。就这样，在互助组那几年里，从春到秋，从种到收，风里雨里，母亲出的力一点也不比其他男劳力少，她还因此得了个外号叫“个半驴”，就是比驴还能干的意思。尽管这样，母亲从来也没叫过苦、喊过累。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点救济粮都到了我和妹妹的肚子里，母亲一日三餐吃的大都是野菜，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她全身浮肿。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妹妹用手轻轻按一下她的小腿，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圆圆的坑。尽管这样，母亲总是千方百计让我和妹妹填饱肚子，也从来没让我们耽误学习。

三

我们村有个人叫于永涛，在韩国经商。1978年回国探亲时，他带回一条惊人的消息：苏庆之还活着，现在在台湾！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立马邀于永涛到家里当面细说清楚。经过和于永涛详细交谈，总算弄清楚了我父亲被抓壮丁后的大致情况。

原来，1947年抓走我父亲的是国民党整编54师。离开烟台十几天后，他们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于1947年12月败退到青岛，再由那里被胁迫乘船去了台湾。

到台湾后，我父亲和几个烟台老乡的思乡之情一旦被长官发现，轻则一顿臭骂，重则要被关禁闭。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他们有些绝望了，眼瞅着这辈子只能客死异乡了。

听了这些，母亲流泪了。让她感到欣慰的是丈夫还活着，这些年的苦没有白吃，我们一家人今生还有团聚的盼头。她让于永涛捎回了口信，也就是三两句话：孩子我都拉扯大了，你早点回家吧，我和孩子等着你！

母亲做好了迎接我父亲回来的一切准备，她还要召集起那些关心和帮助过我们家的好人，要热热闹闹举行一场合家大团圆的盛会。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天迟迟没有到来。

1984年，我父亲因胃癌晚期不治身亡，噩耗传到家乡，我母亲又一次流泪了。面对那些劝慰自己的亲人，她只有一句话：“这就是我的命啊！”

母亲让我重新给父亲立起了牌位，还让我在牌位后面写了一行字：早点回家，还是那条老路，还是那栋老房子！

日子一天天流水般过去了，母亲的腿脚不再灵便，整天坐在床上的时候多了。我把父亲的相片镶在小巧的木制相框里，挂在母亲伸手可及的床头上。她时不时就会拿过来看上一阵子，用手抹一抹上面没有的灰尘，偶尔，嘴里还会喃喃地说上两句：“苏庆之，我要找你算账……”

每逢合家团聚拍照全家福的当口，她总是要在左手边并排放一把椅子，我们都清楚，她多么希望我父亲能坐在她身旁。

为母亲送终的寿衣，是我们精心缝制的一套农村新媳妇穿的花衣裳。这是因为在我和妹妹的记忆里，母亲从来也没穿过一件色泽艳丽的衣服，她的脸上就连最廉价的雪花膏也从未搽过。

母亲的墓地在蛟山脚下的朝阳坡上，前些年，我们在这里为父亲修建了衣冠冢，衷心祈祷他们相聚在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