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开峰

母亲在未出嫁前，是一名高小教师，也是当时县里的妇女代表，参加过各种社会活动。母亲与父亲结婚以后，生养了七个孩子，六男一女，我是老大。母亲形象地比喻她的作品：“七个萝卜头”。

父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受到错误批判，身体不好，养活“七个萝卜头”的重担落到了母亲肩上。我从小依恋母亲，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记得母亲有一件粗布蓝褂子，衣襟比别的衣服都长。那是母亲特意弄的，目的是让我们扯着方便。母亲每天做活的时候，都穿着它。我扯着母亲的蓝褂子，也扯住了母亲的关爱，在山野田地里、在粮食垛子上、在雨天湿滑的山坡上、在凛冽刺骨的冬雪中留下了我和母亲的身影。我扯着母亲长长的蓝褂子一天天长大，后来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也和我一样。我清晰地记得那个褂子上有十八个补丁，母亲穿了十年，衣襟都被我们扯长了，好像母亲为我们铺下的路。

母亲每日三更必起，晚上回家总是在六七点左右，我们几个“萝卜头”就在饭桌旁眼巴巴地等着她一起吃饭。吃过晚饭往往都夜深了，我们上床睡觉，母亲则坐在炕边，借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缝补衣裤上的破洞。她的双眼就是这样在煤油灯下熬坏的，至今她的视力很差。有时候我夜里醒来，看见母亲仍然在一针一线地缝，发黄的破闹钟指针已经转过了子夜。在天色微明时，母亲背靠着墙，头垂于胸，针线不再动，就那么睡着了。我分明看到她的大拇指上结了一个血痂，那是她在打瞌睡时被针刺出血后形成的。日夜辛苦操劳让母亲壮实的身体羸弱不堪，我曾含着眼泪为她写下这样的句子：“灶台前躬身如虾，井栏边倒影如钩，田地里细如谷秆……”

我的性格、为人处世受母亲影响颇多。我在单位从临时的杂工转正后，做了政府接待处的会计。刚入职时，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大国娃呀，一辈子走对路很不容易。妈是过来人，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心是通透的，知道啥亏该吃，啥累该受，啥罪该遭。你是家中老大，经历了咱家的变故，进了大城市工作，这是妈一生的骄傲！相信妈，任何苦难都是历练，只要懂得向前看，就总有出头之日。”

在单位里，我吃苦耐劳，勤奋进取，脏活、苦活、累活都抢着干。领导看在眼里，赏识和提拔我，推荐我入了党，保送我上大学。马上就要入学了，单位批准我回家住几天。我早已归心似箭，一接到通知，就心急火燎地带好早已采购妥当的一大堆礼品坐车回家。

快至村口时，一下子望见了母亲弱不禁风的身影，她正推着独轮车艰难地走着，独轮车上满是鱼肉蛋菜等物品。我急忙跑上前替换了母亲。母亲笑了：“老大回来了！工作顺心吗？”我眼里含泪，有些哽咽地说：“妈！看你瘦的！还忙活这些干啥？小弟去哪儿了？”我有些责怪最小的弟弟，因为其他的弟弟和妹妹都出门在外，只有小弟一人陪伴着父母。平日里，我每隔几天就给家里写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让小弟照顾好父母，没想到他对母亲这么不上心。这时，小弟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我冲他吼道：“你干什么去了！这些活儿能让咱妈干吗？你真让我失望。”

“大国娃儿，别动怒呀，都是国家干部了，还不沉稳。不怪你小弟，他哭着喊着不让我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嘞。”母亲一声大国娃儿叫得我心里发热。这些年在城里听不到母亲喊“大国娃儿——该吃饭喽”，我备受煎熬。为此，我时常在梦里感受着母亲温柔的抚摸，感受着母亲无尽的爱。泪水此时从我的眼角淌出来，我说：“妈！我又听到您喊我大国娃儿啦！”要不是长大了，我真想扑进母亲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呵呵！国家干部还哭鼻子？丢人哟……”母亲用袖口拭去我的泪，笑着调侃我。

我笑了，就问母亲：“妈，为何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家里办啥事？”

“办喜事！你大奎哥这几天张罗娶媳妇，我得预备着呐。”

大奎是父亲和前妻的儿子，听母亲提起他，我大好的心情顿时蔫了，很不痛快地说：“妈！你吃他的亏还不够吗？他都快四十岁了，自己能办自己的事，为何指望你呢？”

母亲停下来，看了我一眼，说：“大国娃啊，这样说不对呀，他也是你哥，和你是一个父亲。他的婚事当然得妈操办了。孩子，心胸大着点儿啊！妈虽然吃过亏，但现在咱家这个样儿，妈很高兴啊！”

大奎结婚那天，村支书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你妈没亏着你，你这婚结得轰动咱周围的村子嘞！四里八乡打听打听，有这样的后妈吗？我可告诉你奎儿，你要是再忘恩负义亏欠了你妈，俺可不答应！”

时光流逝，母亲一百岁了，虽然体重不足百斤，但精神倍爽。自打记事起，母亲的饭量就很小，她经常笑着逗我们说：“人这一辈子吃多少饭是有定数的，老天爷就给你准备了那么多食物，吃完了就早早地去阎王爷那儿报到了。娘吃得少，是让你们几个小子愁的。”我最开心的就是听母亲说这段话，她安详地坐在椅子上，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爱笑了，愈笑脸上的皱纹愈深。我有些恍惚，皱纹在母亲的脸上围成了一朵花，在白色的月影里、在世俗的喧嚣声中开得那样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