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

母亲去世后，我把母亲老屋里的物品都收拾、清理了，只保留了一个老旧的铁制饼干盒和一本“功劳证”。在我心目中，它们是母亲留下的传家宝，我要好好珍藏。

我用手指轻轻抠开饼干盒盖，一股陈旧的糕点气息飘来，也开启了我脑海里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我出生在1959年末，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和副食品奇缺，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母亲说，她生下我后，就被检查出患了肝炎，无法给我喂奶，又买不到奶粉，大多时候只能用点米汤加点白糖喂我。那时，虽然父亲在部队机关、母亲在医院工作，但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何况即使有票、有钱也往往买不到急需的奶粉、糖等婴儿生活必需品。有一次，父亲单位的同事去上海出差，好不容易托关系才给捎回一盒钙奶饼干。

饼干吃完了，饼干盒却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盛满了我的童年回忆。那时候，父母把收入几乎全用在保证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上了，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不管多难，母亲都经常买来钙奶饼干或桃酥，放在饼干盒里。有时他们上班走得早，就用稀粥泡饼干给我们吃。

也许是婴儿时吃惯了饼干，我见了饼干总是吃不够。为了适当控制，母亲就把饼干盒放在卧室里高高的木架上。但这难不倒机灵的我，我有时会趁家中没人时溜进去，搬来凳子站上去偷吃。有一次晚饭后，我瞅见母亲领着妹妹出门散步了，马上故伎重演。没想到，她们突然又折返回来了。我呆呆地站在凳子上，手里还捏着几块“赃物”，一时不知所措。我上学后，学到“尴尬”一词时，立刻有切身的体会。幸好当时母亲只是笑着让我下来，并没有责骂我。

上世纪70年代，父亲从部队转业到了烟台打捞局，我那时已在他最后驻防的县城参加了工作。母亲临走时把装满饼干的饼干盒留给我，嘱咐我说:“饼干容易受潮，放在盒里把盖子扣紧就没事了。”那年冬天，我们16个工人住在一间屋内结冰霜的宿舍里，我把饼干盒放在靠近床头的一个木箱里。早晨我去食堂打来馒头、咸菜和热水，拿几块钙奶饼干泡在热水里，喝了后顿觉身子暖暖的。几年后，我调到了烟台，把这个饼干盒又带了回来，交给了母亲。我结婚生子后，母亲用这个饼干盒继续装满钙奶饼干、桃酥等点心，哄得我儿子一回奶奶家就围着她和她手里的饼干盒转悠。

1950年，母亲18岁，她这一年参加了解放军，在工程部队医疗所担任护士。她留下的由胶东军区颁发的红色“功劳证”，里面记载了她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立功地点都是在烟台。立功事迹一栏里写的是：工作积极主动，对伤病员护理耐心细致，受到伤病员广泛赞扬等。

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讲她在部队抢救伤病员的故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的国防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有一次，一名战士在国防建设施工中受了重伤，在抢救中急需大量血液，母亲毅然伸出自己的胳膊说：“我是O型血，先抽我的吧！”在医生和大家的努力下，这名战士终于转危为安。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长大后要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使我从小就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参军保家卫国的梦想。

母亲退役到地方医院工作后，也一直是忙忙碌碌，顾不上家里，所以她的厨艺很一般。但退休后，她的厨艺日渐长进，我儿子就特别爱吃她做的炸酱面。那时，母亲在南洪街住，我儿子在跃进路小学上学，中午放学就到奶奶家吃饭。母亲做炸酱面总是自己和面擀出面条，下好后过水。然后，把黄瓜、胡萝卜和肉切成丁，把它们用花生油翻炒后，再加入豆瓣酱和水，一起炒至酱汁浓稠。面条吃起来很筋道，加入酱料后又香又鲜，非常好吃。

母亲到80岁时，病情逐渐严重，很多人和事都已不记得了。但只要看到我，她的脸上依然会露出慈祥的微笑，还会颤颤巍巍地指着放在书架上的饼干盒。我疑惑地打开一看，里面竟盛满了饼干。我顿时感到十分愧疚和感慨：在母亲眼里，儿子不管多大岁数都还是孩子，哪怕仅剩一点残存的记忆，也想着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而我又给予了母亲什么回报呢？

母亲去世也快八年了，思念和感恩之情仍常常溢满了我的心房。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并抚养、教育我长大成人，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她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她留给我的精神财富远比金钱更有意义、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