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鹰

有人说，“地瓜给乡村以生命”。此话如果放在全国说，是否涉嫌夸大我不置可否，但若站在胶东的土地上说，我想应该无人反驳。至少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胶东许多人是被地瓜喂大的。那个时候，地瓜是家家户户一日三餐的主食。

著名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写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事。在小说里，作为村里人主食的地瓜，可以烤着吃，亦可以蒸煮后吃。人们将地瓜干磨成粉，用来做水饺、馒头和饼子，还用来摊煎饼。地瓜吃多了容易腹胀，因此，有吃厌了地瓜的人，借各种机会逃出小村；也有人因为饥饿，狼吞虎咽中被两块煮地瓜噎死。

再往前推，地瓜更是胶东人生活中的主要粮食作物。民国版《牟平县志》载，地瓜“块根供食用，又以之酿酒，做饴，制淀粉。以嫩茎叶为蔬，以枯茎叶饲畜”，是故“贫民以此为主，几取谷类而代之矣”。如果遇到荒年，地瓜更是成了“救命粮”。

为了填饱肚子，过去每个村都要栽种数百亩地瓜。种地瓜得先育地瓜芽，“地瓜要长好，必须育芽早”，否则“清明不上炕，谷雨栽不上”。每年清明节前几天，就得把地瓜母畦到苗床上，精心管理20多天，待地瓜芽长到一拃多高，就能“下炕（出苗）”了。

胶东人之所以将“出苗”叫作“下炕”，是因为每年育苗时节，各家都会将地瓜母置于睡觉的火炕上。在火炕上育地瓜芽，利用火炕的温度（暖和即可，不能太热），让地瓜芽长得既快又壮。待芽秧长到半尺长，拔下来插栽到地里。

用于栽种地瓜秧的田地，要事先耕刨、松土，并打好地瓜垄，地瓜苗要栽在垄上。这样，刨地瓜的时候省力，因为地瓜就长在垄背上，同时由于地瓜蔓被架空，减少了与地面接触的机会，不容易节外生根。

和人在一铺炕上“睡”过的地瓜，果然不负期望，根系发达、吸肥能力强的它们，低调地在地下慢慢丰满、成长，不计土质，不怕干旱。作家耿立在《地瓜，地瓜》中写道：“当人们把它刨出来，才了解它的努力，知道了它的不易。在所有的作物里，地瓜陪伴乡村的日子最长久。白露、秋分、霜降时，地瓜一个个从土里走出，然后被擦成片，或者存到地窖里。”

胶东一直流传着一句谚语：“地瓜当家，花生赶集。”就是说，地瓜是用来度日的，可以填饱肚子，不挨饿；花生是用来卖钱，以贴补家用的。这句谚语流传得久了，让有些人产生了错觉，误以为地瓜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在胶东“扎根”的农作物。有一天，我在本地的报纸上看到，有人撰文说，苏轼写地瓜的诗道：“半园荒草没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薯。万事思量都是错，不如还叩仲尼居。”

显然，苏轼诗中的“薯”字，被有些人认作了“红薯”（地瓜，别名“番薯”“红薯”“红苕”等）。其实，这里的“薯”是指“薯蓣”，它与地瓜不是一种东西。

地瓜原产于美洲，是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后才传入我国的。1963年，郭沫若曾作《满江红·红苕》，词曰：“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这首《满江红·红苕》，是郭沫若“纪念红苕传入中国370周年而作”。屈指算来，1963年时的“370周年”，正是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有一次，我在家看《中国诗词大会》，其中有一题：在《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疑似“外卖小哥”的身影，请问他们不可能派送以下哪种食物？A、槐柳成阴雨洗尘，樱桃乳酪并尝新。B、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C、番薯种自番邦来，功均粒食亦奇哉。

场上选手答错了。嘉宾康震教授解释说，番薯原产于美洲，后传入欧洲，再于大航海时代传入亚洲。当时，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菲律宾的吕宋经商，从当地土著手中买到几枝薯藤，并向土著人学习了栽种、收获、藏种的办法。陈振龙将薯藤拴在船只的桅杆上带回国内。回国后，就偷偷地“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繁衍”（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红薯产量大，适值福建遭遇大旱，百姓没有吃的，陈振龙就找到巡抚金学曾，说番薯能救灾荒，大量种植百姓就有吃的。后来红薯真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产量很高，救了很多人的命。人们为了纪念，就把番薯称作金薯，15年后，著名农学家徐光启将番薯推广到了江南地区。

如今，地瓜早已不是御荒之粮，但由于其营养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便不断有新品种被研发出来。烟台农科院推出的“烟薯”，在市场上备受欢迎。看来，还是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应该在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