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撰文/供图

距今939年，北宋元丰八年（1085），苏东坡50岁，在经历了凶险的乌台诗案和五年黄州谪居之后，他被重新起用，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他莅任登州仅五日，即奉诏回京，10月15日到，11月上旬离开，滞留二十几天，恰如星光一闪。但他留下的诗文、政绩，以至友朋交往佳话等，都令藉藉无名、偏居边域的小城登州得以声名远播。连带所及，似乎百里之外的之罘也深受其惠，因为曾有传闻，说他赴任途中曾乘海船绕行半岛，当然会经停之罘，亲身感受其仙风灵气。

事实果真如此吗？苏东坡在赴任登州时是否经过之罘？

苏东坡对古之罘神往已久。早在他42岁（1077）任徐州太守时，就曾应友人之请，为“虔州（今赣州）八境图”题诗八首，其七曰：“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云两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依他当年的想象，掩映在烟云缥缈神秘气氛之中的之罘，似乎包容着绛宫明灭的蓬莱仙山。

有鉴于此，合乎逻辑的推想是，如果当初坡公真的由海上近览之罘山，以他的至情与才思，定会留下不朽篇章。即使当时来不及写，以后也一定会补记。可惜他并没有只言片语留下。

仅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所谓绕海而行的说法产生疑惑。

此说最初源于林语堂博士的《苏东坡传》。该书是林氏1940年代在国外用英文写成，限于当时中文古籍难寻，疏漏和误解自然难免。传文中说：“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他从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有了这一权威的开端，后来就有人据此作进一步发挥，说：他在胶州湾的板桥镇登上官船，绕行过成山头，到达古之罘，最后在蓬莱水城登陆。

现存关于苏东坡这段行程的唯一史料，就是他自己写的如下一段文字：

“仆自东武（密州古称）适文登（登州古称），並海行数日。道旁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见《东坡题跋·书柳子厚诗》）

文中“並海行数日”，被林语堂先生解读为：並且海上航行数日。但此处对“並”字的解释读不合古义。

“並”字，其古字为竝，《说文解字》解“立”为大人，竝（並）象二人并立，意思是相比，相齐。《词源》解“並”：“相比並，依傍也”。坡公熟读古籍，他说“並海行”，就是傍海而行，靠海而行，用的就是“並”的古义。

这样理解“並海行”，坡公的路径选择可能是：由密州东行50余公里，到胶州湾东侧；向南傍海而行，然后绕海行于奇崛而险峻的崂山（古称牢山）之侧。这与坡公文中所说“並海行数日，道旁诸峰，真如剑铓”，非常相符。这里说“道旁诸峰”，明明是走在海边道上，诸峰就在道旁。这段路近300公里，故需“並海行数日”。

过崂山不再“並海行”，而是转向北，沿通往莱阳、双水镇（今福山）到登州的官路，八九天可抵登，这段路约300公里。这里的依据是《中国历史地图集 宋、辽、金时期》中所标示的官路系统。（当然如果莱阳到登州之间有未标出的直达官路，尽可不绕行双水镇，而少走50公里以上。）

这样走，既满足了坡公饱览山海胜景的愿望，又不出朝廷规制之外。

《宋史·马默传》里说：“其后苏轼知登州，父老迎于途”，这也表明他是陆行将至。如果是乘船在蓬莱水城登岸，父老岂不是将迎于海岸吗？

其实“並海”一词，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并不是苏轼的发明。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于是乃並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三十七年，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並海上。”“並渤海以东”，即傍渤海东行。“遂並海上”即傍海而北上。

又，《史记·汉武帝本纪》：“……天子既已封泰山……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引去。並海上，北至碣石……”汉武帝元封元年，泰山封禅之后东行至海，希望能幸会蓬莱仙山（此时他应在齐东海边）。恰巧其近臣奉车都尉霍子侯（名将霍去病之子）一日猝死，他以为是凶兆，故急忙离去。傍海北上（“並海上”），北到碣石（今河北昌黎碣石山）。

苏东坡饱读诗书，“並海”应是借用于太史公。

以上重在文本辨析，若由历史细节入手，一旦进入历史情境之中，立即会发现此事存在若干令人迷惑之处。

首先就是“五日太守”之谜。这事确实太过稀罕，不仅对苏东坡，对登州，堪称奇遇，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官任史上，恐怕也难寻其俦！他于元丰八年（1085）10月15日抵登莅任，仅仅过了五天就接到返京就新职的诏令。实际上这一新诏早在9月18日即已签发，从法理上讲，他到任之前即已失去太守身份。不过对于任期时效，古今肯定有不同的认知。古人以为只有当事人接到诏令，它才生效。所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当时的登州官民，都确定地认为他是当了五天登州太守的。尽管如此，以他的敏悟，“五日太守”也必会令他心生神秘感。他在《登州海市》诗中说：“心知所见皆幻影”，“异事惊倒百岁翁”。他所见的所谓海市，很可能只是出现在海岛上空、海天交接处的一团云气变幻之象，这在冬季很平常。但他是首次与海亲密接触。这异象与他心里涌动着的神秘感发生共振，嘴里说的是海市，耳朵里鸣响着的却是他的自我感应。联想到多年的遭际和命运的突变，他的感慨是：“信我人厄非天穷”“岂知造物哀龙钟”！那年他五十岁，似乎真的已知天命。

细思之，此事的确很蹊跷。要探求其中奥秘，先须考察驿传系统。

我国古代早就有以京师为中心，通达全境的专用于传输官方文书的驿道加驿铺的传输系统，到北宋时期已臻于完善。全境主要官路和水路，每隔二三十里设一驿铺，配置相应的马匹和驿夫（由厢军兼）。就陆路驿传而言，按文书的紧急程度分三级，逐铺递传，“步递”（等级名词而已，实际仍是马递）日速100公里，“马递”日速150公里，“急脚递”日速200公里。由汴京到登州陆行约750公里。官员任命诏令属普通文书，例由进奉院交发，一日内上路。这是枢密院严格的军制。如是，则苏东坡9月18日的新任命应在八九天内送达。但实际却是10月20日才到，晚了二十几天。这的确很不正常。

再看官员出行的驿馆系统。宋以前官员公差出行，也由驿传系统接送。到了宋代，官员出行规模空前膨胀。宋代所有县主簿以上官员均由朝廷统一调度，地方官任期两至三年，流动频繁，驿传系统不堪重荷。因此，宋初另在主要官路和水路上加设驿馆。官员公差费用由朝廷承担，朝廷会对路径选择和期限做严格规定，逾期和枉道（明显绕路）须“具名以闻”，给予处罚。苏东坡依其诚信和廉洁本色，即以契约精神而论，也是杠杠的优等生。晚年他贬居海南儋州，临时住了几天官家陋舍（当时他仍有琼州别驾身份，按说有资格住），竟被忮刻小吏轰走。他沉默以对，自己率幼子苏过临时搭建一简陋茅棚栖身。他的登州行程，七月中由常州动身，十月中到登州，看来朝廷给定的限期是三个月，路径选择肯定也是中规中矩，一切都在预设之中。他的努力践约，如期到达，无意中好像就是为了实现“五日太守”。

诏令所以会延期二十几天于10月20日送达，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进奉院押后二十几天发出，即故意拖延发出时间。但这事先须经中书省与枢密院协调，再由枢密院指令进奉院执行。如此大费周折，除非有特别的“手诏”或“传宣”，否则绝无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职能部门或驿铺出现了难以预测的失误。如果是这样，那真是“造化哀龙钟”，上天有情，不仅施惠于坡公，也施惠于登州。“五日太守”，乃天意也！

再来看具体行程。苏东坡44岁经历乌台诗案生死之劫，继以近五年的黄州贬谪，又在江淮一带漂泊一年，到元丰八年，他50岁了，才获准常州居住。他5月底回到常州宜兴，本拟就此躬耕陇亩，做个田舍翁，不意6月底又接到起复知登州诏令。登州虽是边陲小城，但唐代曾是北方重要海口，宋时其海峡对面就是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东坡对此次任命看得非常重，当成人生的新起点。他在谢表中说：“陛下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这分明是在以生命相许！话是说给君王的，表露的却是他“奋然有当世志”的赤子本色。在另一份谢表中他说：“岂意寒灰之复燃，试其驽马之再驾。”几年前他在黄州寒食诗中说：“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死灰的意象浓缩着他深沉而曲折的情感，千年之后仍足以令人陡生秋风易水之叹！

这个高贵而良善的老人7月中旬挈妇将子从宜兴出发。由江南水路入长江，然后入运河北上，直至9月才到楚州（今淮安）和涟水。一路乘舟，走得很轻松。游名山古寺，访亲会友，与佛门弟子谈禅说偈，与故旧新交饮酒赋诗。在润州（镇江）金山妙高台过中秋节时，有歌者唱起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竟然聊发少年狂，踏歌而翩然起舞。他以其特有的风格向他挚爱的热土告别。在涟水辞别友人赵晦之，他说：“倾盖相逢拼一醉，双凫飞去人千里”，似有诀别之意寓焉。涟水向北，转陆行，限期已迫近。十月到密州（今诸城），他曾在此地任太守两年多，而且这也是赴登必经之地，故此稍作停留。此时距最后期限只有十二三天。即使走最便捷的官路，经莱州赴登，也有300公里的路程。但是东面不远处奇峻险绝的牢山（今崂山），对于他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所以他选择了“並海行数日”，以免错失机会，抱憾终生。

由密州向东，到胶州湾，傍海绕牢山，约150公里，疾行也需四五天。此行很辛苦，而且所需费用也得自己承担。但是有机会尽享“造物者之无尽藏”，他绝不会错过。这就是他的本色！当见到“道旁诸峰，真如剑铓”，他意兴风发，情不自禁，高声诵读他所崇敬的柳宗元的诗句：“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这番经历为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后来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及此番经历，他仍然兴致盎然。

过牢山，转向北，经莱阳、双水镇（今福山）官路到登州，全家雇骡车疾行，八九天可到。此段行程绝无可能选择绕半岛海行，且不说路程倍增和冬航风险，那时半岛北面因有辽的威胁，官方禁止由海路入登莱州界。（见《宋会要辑稿》）

上述行程多采自台湾学者李常生所著《苏轼行踪考》。李先生对苏东坡一生行踪考订甚详，唯独由密州至登州这一段除外。他在该书第十三篇“万里来去，登州五日”中说：“並海行数日，或古代陆行不易，部分入海航行至登州？有无过莱州亦不得而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述，是因为苏东坡由密州至登州十几天行程，无文字留存；依靠史料做判断的李先生无据可依，巧妇难为也。以坡公文思之敏，这一路有海景、有奇峰，绵延八九百里的路程，他怎么会交了白卷？这是此行的又一个谜。以我之见，这是因时间太紧、太累，此刻坡公已是满脑子“契约精神”，只顾得赶路了。上天不负苦心人，也多亏他如此敬业，如期赴任，这才有了星光一闪的“五日太守”。“莫之求而自至”，东坡居士自谓也。

注：本文中关于驿传的陈述，主要依据曹家齐教授的《宋代交通形势与制度》和《宋代驿传制度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