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经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86年底，那时宽阔的长安街上，虽然各种汽车、公交车来往穿梭，但绝不拥堵。这不奇怪，因为那个年代私家汽车几乎没有。令我叹为观止的是当时长安街上那如潮的自行车流，绿灯一亮，排山倒海般的自行车流奔腾不息，特别壮观。

中国人对自行车的感情是特殊的。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我，在儿时的记忆中，自行车属于奢侈品，一个村子没有几辆。无论白天到学校读书，还是夜间到邻村看电影；无论是假期翻山越岭到地里劳动，还是到十几公里外的县城赶集，出行都是靠双腿。谁家有辆自行车那是很羡慕人的，左邻右舍有事都去借。东街四叔家有一辆八成新的“大国防”，四叔爱惜得简直有些抠门。三角大梁全都用塑料带密密地缠绕着，后货架绑上四婶缝制的布垫，车把手套着女儿用钩针织出的花边把套。每次骑自行车回来，四叔就蹲在家门口，用毛巾蘸水擦拭一遍，然后把自行车用铁链子吊到厢房的屋梁上。左邻右舍关系再好，想借自行车门都没有……

记得我七岁那年，当教师的父亲买了一辆不知牌子的二手自行车，经修车师傅整修一番后，成了我家的宝贝。哥哥姐姐常常趁着父亲不用时偷偷推出去，后座绑上扁担学骑自行车，竟然一个个都学会了。我把自行车推到场院里练，不是脚蹬子摔歪了就是车圈瓢了，人也经常摔得鼻青脸肿。

即使偷着学会了，一年也骑不了几次。我上高中时，离家六七公里，上学放学基本都是步行。高中毕业后到乡镇担任宣传报道员，我才有资格骑上家里的旧自行车，整天走东村串西村采写稿件。我经常到一些村子送紧急通知，不争气的车子时不时地掉链子或漏气趴窝。那年月自行车是紧俏商品，凭票供应，就算是攒够了钱也未必能买到，一个单位一年都分不到几张票，像我这“小字辈”排队等候也得排上几年。1980年，县里给乡机关分来几辆“大金鹿”自行车票，为了方便工作，乡党委书记破例批给我一张。靠了家里资助的125元，我终于骑上了崭新的青岛产“大金鹿”自行车。

1983年我到煤矿工作，居住地离煤矿20多公里，每天一早一晚骑着“大金鹿”跑班。平时好说，遇上顶头风那是干蹬车不出路。于是，路上的汽车、拖拉机便成为“上班族”追逐的对象，腾出一只手往车厢上一扒，连人带车立刻如腾云驾雾一般，常常是一辆车后带着四五只“尾巴”。车艺高超的，一个肩膀搭一个肩膀形成“长蛇阵”，丝毫没考虑到危险。

后来“老头乐”自行车问世了，道路上国产“嘉陵”、进口摩托也越来越多。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煤炭企业进入十年黄金期，生产经营好了，职工的腰包也鼓了，改善生活条件提到了议事日程。单位公车改革，补贴鼓励职工购买私家车。2004年底，大家赶集一样地考到了驾照，然后花九万元买回一辆轿车，成为有车一族。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有车一族后，有家庭轿车已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从自行车、摩托车到小轿车，时代的发展，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