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经

星期天整理书柜时，翻出了一些票据，大都是四十多年前市面上流通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看着那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颜色老旧的票据，我捏起一张布票仔细端详，尘封的记忆立即浮现在眼前。

布票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消失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曾经主宰着老百姓的穿衣大事三十年之久。布票没有统一的式样，各省有各自的布票。山东省布票为长方形，面额为一寸、五寸、一市尺、五市尺、十市尺不等。布的供应品种也很单调，无非是卡叽布、华达呢、灯芯绒、漂白布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结束，国人的穿衣标准不外乎中山装、建设服、军便服和工作服，服装颜色也以蓝、灰、黑以及军绿色为主。夏天是白衬衫加蓝裤子，连穿裙子的女性都不多见。穿着如此单一，除了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外，更重要的是轻纺产品极度匮乏，市场供应紧张，人们购买成衣或布料都需要布票。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家中姊妹七个，我是最小的一个。父母原来都是教书匠，因家中孩子多，母亲便辞去工作专职在家照顾我们。家中没有劳动力，父亲的工资勉强够全家在村里购买口粮，有时还赊欠生产队口粮款。从孩童直到初中毕业，我穿的衣服全是哥哥姐姐穿小的衣服改成的。当然哥哥姐姐也是如此，老大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以此类推。我最小，只能穿哥哥姐姐剩下的。因为个子长高了，母亲就找点颜色相近的旧布接上一截，所以我的衣袖、衣服下摆和裤腿永远都是两三种颜色。那时女式裤子一律是侧开口的，我因穿改装女裤没少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改衣服和在旧衣裤上缝补丁是许多母亲们的必修课。直到衣服实在不能穿了，那些零碎的布片也会成为做鞋帮、鞋垫的材料。供销社的鞋子就是清一色的“解放鞋”，只是尺码不同而已。大人买一双不到穿烂了，是舍不得丢掉的。小孩子正值生长期，脚丫子一个劲地疯长，哪家也舍不得花钱给小孩买鞋子。于是村子里的半大孩子都打赤脚，光着脚丫到处跑，经常不是这个碰破了脚趾头，就是那个脚上扎了荆棘刺。只有到了冬天，小孩子才能穿上一双用蒲草编的“嘎哒鞋”，里面塞上棉絮或玉米皮，虽然走路嘎哒、嘎哒响，但却实用、暖脚。我经常穿母亲做的棉鞋，勤劳的母亲经常一针一线地纳鞋底，浆洗旧布做鞋帮，冬季来临之前给我们备好棉鞋。夜里我们都睡下了，只有母亲还伴着小油灯，缝补衣服和袜子，一忙活就是大半夜。

小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回姥姥家。听母亲说，舅舅每次来我家，总是抱怨姥爷把母亲嫁到穷山沟了。所以每次回姥姥家，要强的母亲都要到邻居家借一套新衣服把我打扮一番，以显示我家的生活不是舅舅想的那样。邻居家有个小哥，身材与我差不多，爸爸在工厂上班，厂里发照顾布票，给孩子做了一套小制服，惹得全村的小伙伴好一通羡慕。平日里邻居小哥也舍不得穿，但那套小制服曾多次借给我穿着走亲戚。那时小孩子都巴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好饭吃、新衣穿。其实即使过年，所谓的新装也都是大人们的旧衣服经过漂染、改小后翻新而成。邻村有一个染房，冬闲时节，收布的“染匠”举着货郎鼓，几天就到村里转一趟，收了待染的布，漂染翻新后再送来。

直到1976年我上高中，母亲才带我到小卖部买了双“解放鞋”，到会缝纫的亲戚家量身定做了一身军绿色“中山装”。于是，15岁的小男子汉有了第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

那年代穿一身旧军装，或者是一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也曾是一种时尚；置办一件“的确良”衣服，可以领导服装新潮流；一套哔叽料的制服，绝对属于奢侈品。非结婚这样隆重的场面，农村青年是穿不到的。那时农村孩子结婚，讲究几铺几盖和几身新衣。分配到各家各户的布票显然不够用，置办嫁妆除了自己攒两三年的布票外，一般都要到左邻右舍家去淘换布票和棉花票。因为布票和棉花票只能当年用，过了12月就废掉了。1978-1983年我在乡政府工作，每到新旧布票交替之时，总要受托为村里的街坊邻居到乡会计那里去兑换新布票。

后来布票成为最先被废除的票证。时过境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穿衣彻底摆脱了过去千篇一律的“蓝海洋绿海洋”，开始追求五颜六色、款式新颖的服饰，追求个性化的表现，甚至品牌效应。从布票年代的“一衣多季”到取消布票后的“一季多衣”，中国人在衣着上的变化速度，女人们赶时髦的热情，令人咋舌的购买力，常常令西方媒体发出惊叹！

如今我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件衣服，小库房里各色鞋子一堆。爱人和孩子的衣服鞋袜更是数不胜数。有的穿过一两次，有的长期压箱底，因为款式落后或花色不称心等，每到换季时节服装就要淘汰一批。

总结现代人的服饰特点，那真是：男人包裹得越来越严，女人穿着越来越露；以前衣小是没布票，现在衣小是赶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