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编剧、中国第六代著名导演王超

电影中的文学精神

2024年03月29日

电影《孔秀》海报

近日,由王超导演的电影《孔秀》在烟台首映,作品改编自作家张秀珍的半自传体小说《梦》,讲述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印染厂女工孔秀(沈诗雨饰)摆脱婚姻桎梏,拉扯孩子成人,在繁重的工作中自强不息,最终获得社会认可的生命历程,呈现了一部个人的史诗以及女性在特定时代下的困境、苦难和奋斗。

王超不仅是中国第六代著名导演,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孔秀》是他的第九部作品,也是他第一次改编别人的小说。王超的电影作品往往将文学的细腻和哲思融入影像语言之中,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电影《孔秀》巧妙地熔炼了文学的内在魅力,在影像中营造出文学式的细腻,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人文气质。

王超与烟台有着不解之缘,他的夫人在鲁东大学任教,他本人是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影视编剧研究所的特聘教授。身兼多重身份的王超,对于文学和电影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藉电影《孔秀》烟台首映之机,记者对王超进行了专访。

电影的本质永远是文学的

谈及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王超导演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它的本质永远是文学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回望电影史,电影的源头就是大卫·格里菲斯推动发展起来的一种叙事艺术。如今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影,不管是否有意讲述一个故事,都不可避免地在进行一种叙事。电影的叙事结构与方式,甚至它的精神与内涵,几乎全部来源于文学,来源于这种更加古老、底蕴更加厚重的审美艺术形态。

在此基础上,王超认为,应该更加开阔地去理解电影中的文学精神。所有的文学精神背后,都有一个经得起时间反复锤炼的坚实的价值观。电影能够以自己独特的形式阐释人性,能够剖析许多具有哲学意味、生物学意味甚至精神分析意味的内容,这就是电影的文学精神。人们很难以朴素的善恶观念评判优秀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因为真正优秀的电影往往展露出复杂人性的方方面面。

一部出色的电影不应只是套路化地呈现故事,其精髓在于刻画人物如何在“存在”中自我探寻,要在人与处境的矛盾对峙间,去勾勒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价值抉择,只有这样,影片才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不凡的人文高度。否则,纵使场面再宏大,技术再出众,也只是一种无病呻吟的自娱自乐。

尽管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密切,但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艺术,与文学也有很大的不同。文学使用文字传递情感、叙述故事,而电影以音响与画面作为独特的材料。

对于这个话题,王超说,电影诞生之时,最早的一批编剧就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大量地运用小说里的结构来叙述故事。然而,好的电影导演能够巧妙地运用叙事性和蒙太奇手法,纯熟地利用镜头之间的连接性及跳跃性,发展出自己的电影语言,形成自己的电影风格。这就像一位优秀的作家能够通过文字的创造性组合,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一样。那些所谓的电影天才,也能够在充分认知“电影是什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电影语言的独特性,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中外诗学经典是电影的母题

电影创作者应该熟读文学经典,并从中获取灵感。这是作为电影导演的王超对文学的认知。他认为,如果说文学精神是一种抽象概念,那么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先贤所沉淀下来的诗学经典就是电影的母题。

王超表示,电影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追求创新的实践,也是不断地向经典诗学寻求灵感的过程。电影艺术应该具备深厚的古典诗学素养,能够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将文学的精髓转化为电影的视觉语言。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希腊戏剧这些古代文本,都是通过天与人的关系来演绎人类命运。而到了近代,狄更斯的文学作品则是通过大街上能见到的世俗的人与事来反映人性的本质。王超甚至认为,所有古典电影的文学底本是狄更斯,而所有当代电影的文学底本是契诃夫。

作为一位身兼作家、编剧身份的导演,王超也非常喜爱中国诗歌经典《诗经》,并以此为源头创作了多部影片。那么,在王超眼里,中国的电影艺术应该如何传承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呢?

对此,王超认为,中国古典诗学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影响着当代中国电影的创作,相对于西方的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诗经》更符合中国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它通过反复咏叹式的手法营造出一个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意象世界。

在王超的电影作品中,时常出现循环往复的宇宙世界及其时空本体,在影片《孔秀》中,他通过一张餐桌的重复出现,完整地展示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个家庭结构的变化,而这些细节正是中国诗学概念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呈现。

此外,《孔秀》吸收了编年体史书《左传》微言大义的叙事风格,在表达方式上追求简洁含蓄,留给观众充足的想象空间,并学习了中国史传作品的跨越性,选取时间节点,跳跃性地剖面叙事,产生出意味深长的张力。

王超表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电影技术的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与文化内涵的优秀电影作品,为观众带来新的审美体验。而呈现在电影中的东方诗学将是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从而让世界认识诗意的中国。

电影承载着文化责任与社会使命

对于好莱坞电影的话题,王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也就是不建议电影编导专业的学生直接去看好莱坞的叙事法教材。他认为,真正好的教材只有一种,就是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内的中外诗学经典。相较于时下一些追求速成和程式化的教材,这些经典更加回归艺术创作的本源,强调永恒的价值观和审美追求,可以提升创作者的内在修养,而不仅仅局限于肤浅的技巧层面。

王超认为,电影不仅是商业的产物,更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应该承载更多的文化责任与社会使命。青年电影工作者一定要深入探求对人的认知,通过广泛的阅读积累与感同身受的体会去理解真正的“人”。这就要求年轻一代始终不忘初心,不丧失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立场,时刻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进入戏剧,感受情感张力,并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运用最适合的电影技巧。只要对人性有着清晰的认知,叙事将剥去它“闪耀的光环”,变成一件非常单纯的事。

在与王超的深入交流中,记者不由得想起诗人陆游的那句名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电影艺术创作离不开文学,离不开对社会人性的深刻把握。

王超告诫电影编导专业爱好者,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中要学会放空自己,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不要让别人赋予的知识与技巧遮蔽了本真的自我,阻碍了自身原有创造力的流淌。他建议,在全面了解电影本质的基础上,获取电影以外的知识,广泛学习文学、历史、哲学,在敏锐的观察中反映社会现实热点,在剧本的创作、电影的拍摄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王超今年恰好步入花甲之年。对于年轻的电影艺术爱好者乃至文学爱好者,王超认为,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情感仍然是最重要的。

对当代青年人的创造力和大胆解构的表现欲,王超极为赞赏。他说只要保持这种求新求变的冲动,中国电影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