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非

一

只楚公社孙家庄东北有条河沟，平日几乎无水，汛期往往泛滥，村里人截了条南北向的水坝，蓄成了个小水库。略偏西北就是著名的烟台机床附件厂的铸造车间，再往北是化肥厂，生产中的冷却水都排往了水库，据说里面含有化肥元素。孙家庄的老百姓说，别看水库有氨水的臭味儿，但浇地爱长庄稼。

工友冯仲生的家就在铸造车间院外三四百米的地方，那里有一长溜平房，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产物，住了八户厂里的职工，号称“八大家”。

我与小冯同在自行车厂电镀车间，他是钳工，我搞电气焊维修。他们班组经常需要我们配合切块钢板或是焊接个组件，我和他就熟悉起来。我那时住宿舍，环境很差，他说要不你去我家住吧！

我从知青点进厂是1976年10月24日，“霜降”的第二天，已有寒意。集体宿舍由大仓库改建，大通铺用砖头摞起当铺腿，上面铺着红松板子。睡了几天后，感觉不太对劲儿，掀开更生布外皮的麦秸草褥子一看，没有干透的木板上渗出了许多水珠。

宿舍大门朝北，是那种带地沟的推拉铁门。厕所远在百米开外，夜里小解的人，爬起来就在门口尿，尿液积聚地沟，门很快就冻住了。夜里北风劲吹，骚乎乎的味道弥漫在宿舍里，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更要命的是，雪花顺着敞开的大门往里飘，寒气入骨，穿着棉袄棉裤盖上被子，依然冻得直打哆嗦。

感冒发烧的多起来后，厂里找来油漆桶当尿罐子，又让我这个电气焊工用气焊把子将冻上的尿液烤化，安排人把积存的尿液弄出来。然而根本清不干净，一到夜里，大门又冻住了，只得加挂了一层帆布门帘。后来厂里领导让我们搬到气焊车间楼上，下面昼夜都在焊车架子，几十把焊枪呼呼作响，寝室里也不安静，不过房门朝东，暖和多了。

我们几十个人是一同进厂的蓬莱老乡，有位姓高的下了小夜班，经常抱回一摞包装箱板子，用螺丝刀、钳子起木板上的铁扣子，吱吱扭扭的响声把大家都吵醒了。谁说他也不听，而且振振有辞，说是准备结婚时做家具当隔板用，碍你们什么事儿了？

大家气不过，有人提议将他藏在铺位下的板子扔了。我说他继续往宿舍带怎么办？得想个说辞吓唬他一下。室友把木板扔了后，他回来破口大骂。我说刚才保卫科来人了，是他们拿走的，说你这是偷窃，天亮后让你去保卫科交待。

他一听顿时泄了气，嘴里嘟囔着我又没往家拿，赖不着我，我不去。我说你这样说倒是有道理，不去就不去，但是继续往宿舍拿要是再让保卫科翻走就麻烦了，此人就此消停了。许多年后与当年的舍友喝酒，我问老高现在干什么？他们说早调回蓬莱了，没有消息。大家说起当年的事儿，忍俊不禁。

二

也许命中安排，我这个人注定要过漂泊的日子。其实人生一世，就如一叶孤舟在大海上漂荡，海天茫茫，不知道彼岸究竟在何方。

1959年春天，母亲带着两周岁多的我，从天津迁至重庆，与刚从朝鲜归来不久的父亲团聚。然而，开心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就把我送进了鹅岭公园附近的八一幼儿园。那里是全托，似乎在一座山上，是那种崖面直立的石山。我嚎啕大哭，死死抓住母亲的手不肯松开，当然一切都是徒劳的。

后来重返故地，我想找寻那个地方，结果一无所获。重庆到处上坡下坎，感觉哪里都像。昔日的部队早已移防，营区周围矗立起了高楼大厦，早年的影踪已若浮萍被风吹散了。

不久，父亲去了下面的部队。母亲带着我搬到乐山专区夹江县没几天，父亲就进藏平叛了，一去两年多，母亲又把我送入全托。彼时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有天傍晚吃饭，每人定量两个小包子。所长的儿子长得肥硕，三口两口填到嘴里后，又找老师要。老师说哪位小朋友分给他半个？大家纷纷举手，不知怎么就选中了我。

当晚我饿得受不了，竟然从幼儿园跑了出来。县城不大，夹江穿城而过，只记得回家要穿过一座月亮桥，是那种铁索吊桥，上面铺着木板，摇摇晃晃的。由于拉索很高，老远就能看见，我奔着桥去了，颤巍巍地过了江。走进院子后却不敢进家门，坐在天井的石坎上发呆。幸而母亲送客出门发现，惊讶之余立刻把我领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老师发现我不见了，所长闻听后吓坏了，除了责任外，母亲彼时是县人委的文教科长，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县政府的文教局长，是他的顶头上司。母亲当然也没有客气，我则从此转上了日托。

搬到雅安后，大妹妹在青衣江北岸商业局幼儿园上全托，周六接回，周日送去。有一次，保姆婆婆身体不适，让我坐摆渡船送妹妹。到了幼儿园，妹妹拉着我的手不放。我体会过那种恐惧的滋味，又把她领了回来。

母亲当兵出身，中南军大毕业，参加过广西剿匪，也去过朝鲜。我后来问她，家中有保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上全托？她说本想从小锻炼你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没想到你们却如此恋家。

1963年秋天，我到雅安苍坪山一三○师子弟小学读书，也是寄宿。学校在一个平坝上，当地百姓叫飞机坝，据说曾是二战期间美军的一个临时机场。

每当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满校园时，我就特别想家。我是小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的那种孩子，老师非常喜欢我。有一天晚饭后，班主任翟老师有些爱抚地摸着我的头，我不知怎么脱口而出，喊了声“妈”，老师会心地笑了。同学们也笑了，不过他们是在善意地取笑我。

不久，我们在坡上树林里发现了一个骷髅，胆大的同学用竹竿挑起来转悠着玩，不知怎么扔到了我的怀里，吓得我当晚噩梦不断。那一阵胆子特别小，一听到鬼故事，晚上睡觉就出冷汗。

后来我们整体转到山下的八一小学，还是寄宿制。除了一三○师的子弟，还有雅安军分区、汽车二十团以及四十五医院的，比过去热闹。周末回家后返校，大家或多或少会带些零食。四十五医院院长的儿子比较壮实，经常抢别人的东西吃。有一次他抢我带来的饼干，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他打了起来，结果不分胜负。从此，他见到我收敛了许多。

1965年5月随着军衔制度的取消，为了不搞特殊化，八一小学合并到了地方。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再也不用住校了。

三

回到故乡后，我在蓬莱小门家公社高中读书。那时学制两年，学校两个级部四个班，每个班男生一间宿舍，两溜大通铺，人挨人挤在一起。入校不久，班主任就让我们抬土去垫宿舍北墙和院墙间的夹道。厕所离宿舍挺远，晚上起夜，同学们推开北窗就尿，时间一长，尿液沤过的土就变成了上好的肥料。

学校有不少土地，除了小麦，苞米地瓜花生和蔬菜什么都种，这是学农的重要内容。过段时间，老师就会让我们把过道的土铲出来肥田。我们用棉槐筐抬到地里，然后再用新土回填夹道。

学校建在曾经的荒冢上，五排平房，学生宿舍在最北面。一个周末，同学们都回家了，除了看门的炊事员，学生只剩下了我自己。傍晚，天下起了大雪，气温越来越低，屋里冷如冰窖。学校周六不发电，我那盏煤油灯是用墨水瓶做的，一灯如豆，那一日更是如同鬼火般孤寂。不知何时，油干灯灭，四周顿时漆黑一片，窗外北风正凄厉地怒吼着……

我躺在大通铺上，想到床下曾经的白骨，万般恐惧，吹口琴、唱歌都不管用，吓得只好把同学们的被褥都折腾出来，垫了好几床，又盖了好几床，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早上醒来，大雪几乎把门封住了，雪花从门缝挤了进来，屋里也是一片白色。

高中毕业插队时，大队用县里拨的安置费给我们知青点盖了四栋连体宿舍，与农家房屋别无二致，每栋四间。不过没有院墙，堂屋也没有灶，是堆放农具的，自然屋里也没有炕。四根粗些的洋槐枝插入泥地后，用锤子砸进去就是床腿，转圈再以洋槐枝围绕起来，用铁丝捆住床就做好了。铺板则是棉槐条子编的篱笆，再铺上草褥子。

村里的乡亲冬季都靠烧炕取暖，我们的屋子却一丝热气也没有，冷得伸不出手来。睡觉时脱下外套后，其他衣裤都裹在身上，蒙上两床被子还是冷。当然伙房那栋房子有铺炕，不过十七个人，还有六位女生，谁都不好意思去那里，只能当作杂物间。

没想到进了工厂，住宿的条件还不如乡下。其实就是家在市区的，那时住得也逼仄。不久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我想参加。然而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大宿舍里，班次也不一样，实在吵闹，根本无法复习。

师兄李国永便在更衣室用包装箱给我搭了张床，长不到一米六，宽只有八十厘米，那是室内能够省出的最大空间，蜷着身子才能躺下。屋内有个小窗与锅炉房相望，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熊熊的火光。锅炉依靠喷射柴油燃烧，声响也很大，不过毕竟可以独处一室了。

小冯看到后说，别将就了，我家宽敞。“八大家”确实比市区人家住得舒服些，那里是城市边缘，或者说就是乡下，天大地大。

四

小冯的父亲冯庆云行伍出身，河北大名府人氏，1947年在家乡入伍去了二野三纵，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军。冯庆云所在的三十三师入朝作战期间归三兵团直接指挥，1954年9月回国后转隶二十六军，驻地胶东半岛。

小冯的父母热情厚道，虽是家常饭菜，然而比起食堂还是多了几许温馨，让我感到了家的温暖。几杯地瓜烧下肚后，他的父亲打开了话匣子。

1956年他从龙口转业到烟台机床附件厂时，是九十八团通信连一排排长，到了附件厂还是老本行，分在了保卫科，是厂里警卫大队大队长。后来厂里考虑铸造车间远离厂部，处地偏僻，需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就把他调过来专门负责这一块。厂子的前身为胶东军区兵工总厂，1949年深秋迁入烟台，刚开始叫烟台机械厂，1951年改称华东工业部烟台机床厂，国内第一台“三爪自定心卡盘”就出自他们厂。他转业那年，根据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指示，改成了烟台机床附件厂。

他说，1966年9月，厂里卡盘类技术设备和人员奉命迁往呼和浩特，当时内蒙古有个下马的探矿机械厂，一机部将这两块合并组建了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搬迁安装试车只用了二十三天，三千四百一十名职工及家属分两批乘专列抵达，也是奇迹。

他说的不假，沿海装备制造业向内蒙古转移，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按照一机部行政命令执行的，非企业自愿。但在当时“好人好马（设备）支边疆，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大环境下，不想走也得走，只给了家属在农村的特殊政策，随迁后可以农转非。

其实小冯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压缩城镇商品粮供应人口，动员“家属还乡”。冯庆云响应号召，小冯的母亲带着他和大弟弟回到了故乡。他的小弟弟1960年在老家出生，冯仲生推算他们回乡大概是在1959年底，一待就是四年。1963年夏季冀中冀南大水，为确保京广线安全，大名列为行洪区，流经县境的漳河、卫河与马颊河，将他的家乡淹没。大水后赈灾，小冯母子四人得以重回烟台，再次成了城里人。

我坐在他家大炕上，听他们唠起这些家常，零零碎碎的往事，拼接起了那个时代的图景，使我对历史的认知不断加深。当然我也没好意思天天往他家跑，隔三岔五住上一宿，就可以缓解疲惫与孤独，如同人生的驿站。

我成家后，有段时间还是有寄宿的感觉，三户人家挤在四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每家一间，厕所公用，有阳台的那户不能用厨房，一过就是两三年。

后来倒是有了独立的房子，然而1986年、1993年我两度借调到济南工作，1994年末又去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工作了差不多三年，还是脱不了住宿舍，人生仿佛始终都在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