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民

1931年，福山自金朝立县后第四部由官方编纂的志书铅印出版，定名为《福山县志稿》（下称《志稿》）。这部志书的出版时间，与第三部县志问世间隔了170多年。这期间，在前三部县志中没有记载的属地烟台，已由人烟廖落的天然港湾，蜕变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人工港，海上航线四通八达，成为福山县乃至山东省的商贸重镇。

这个巨大变化理应被方志重点辑录，然而《志稿》却对构成烟台经济命脉的交通商贸产业记述过于惜墨。书分三册，共1783页，其中被单列的烟台商埠志不足15页。

这种状况看似编辑业务疏漏，细看来志书中在不同篇目中又屡屡陈诉，直指当时具有国家主权象征而由外国人把持的东海关。

清代烟台迅速成为商贸重镇

清康熙二年（1663），现芝罘区及附近地域设立奇山社，隶属登州府福山县东北保。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原西南河口东侧已经形成一个人烟稠密的临港小镇。

据《山东省志》记载，清道光末年（1850），这处自然港湾内已是樯帆林立，来自广州、潮州、宁波、锦州等沿海重要口岸的商船云集于此，通商范围之广、商业贸易之盛，都数当时山东各口岸之首。

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强调了烟台海口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天津条约》签订（1858年）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以及内地土货外运的中转码头。

《天津条约》签订后，经烟台中转的各类货物数量猛增。据东海关监管统计，开埠后的第三年到第五年，一般贸易货物价值分别为183.5万两、140万两和216.1万两。昔日的“弹丸小邑”福山县，也借商埠区经济发展一跃成为全省“钱粮重地”。

为应对开埠后剧增的繁杂事务，原驻莱州的登莱青道道署也迁驻烟台办公，烟台由此成为山东东部的行政中心。当山东巡抚阎敬明递上“呈请将山东福山县知县改为要缺”的奏折后，清廷随即于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批准。按当时评级方式，同样是七品知县，还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个层次，福山知县从简缺到要缺，虽然不能说是提拔，但至少也是重用了。

作为县域内最大的商贸港口，福山官府历来看重其税收利益。有资料显示，几乎自海口出现交易活动之初，县衙即在这里征收厘金，对此地基础建设及行政建构少有过问。在鸦片战争之前，对此处海口商贸实况统计粗放，资料散乱无序，导致历史上福山三次修纂县志，无一记录芝罘湾畔早在明朝已出现的交易活动。

《志稿》作为福山第四次修纂的县志，历时漫长，自光绪年间倡修，其间因故数度搁置，至铅印出版，前后经历40年。一部普通县志，竟然没有详述已是域内第一重镇的烟台，令人费解。

对这种看似明知故为的失职，志书在不同篇目中多次从不同角度坦陈编纂困境，破例记录东海关拒不配合驻地修志工作，并以此为据，揭示国家外包海关的政策弊端。

东海关档案是近代编纂烟台志书重要资料来源

要探寻这个原因，还得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说起。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敲开清王朝的大门后，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衍生出许多具有殖民性质的奇葩机构，中国海关聘用外籍税务师制度，则将原本独立自主的中国海关彻底异化。明明是清政府的行政机关，却在洋员管理之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外包税务机关。

1863年3月，英国人汉南来烟台任东海关第一任税务司，汉南上任后即指示规范港口贸易资料整理。中国海关编写贸易报告始于1859年，在英人赫德任总税司时期，逐渐建立起一套较健全的贸易统计和报告制度，日有日报，周有周报，月有月报，季有季报，年有年报，而且每十年又有十年报告，此外还有不定期的专题报告集（如丝、茶、鸦片、草帽辫等）。

关于年度报告内容，早在1882年前，总税务司即有明文要求，须写明本口贸易总体情况、贸易值、进口、出口、内地转口贸易、航运、税收以及所在地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内容，篇幅没有严格限制。

十年报告内容则更加广泛，对格式和篇幅都有统一要求。主要内容涉及十年间本省本口岸发生的重大事件、贸易发展情况、税收增减、鸦片贸易与种植情况、货币金融及物价升降、进出口货值、人口变化、市政建设、气候自然灾害及人为事故的防范措施、名人到访与官员升迁、特殊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建设、文学俱乐部、文学奖励等）、秀才举人数及受教育比例（如妇女教育情况）、本省特产及工业和交通工具、民船经营及担保、本地钱庄及其运作模式、本地邮政运作情况、海关章程及职员情况、军事及工业、宗教与信徒、会馆及其章程、本地著名官员、本地名著、地方历史及未来前景展望等，内容几乎包罗万象。

对于这份全面、详细的统计资料，东海关历来逐期保存。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电视记录片《烟台开埠》介绍，这批始建于1862年的海关档案全宗号共2382卷，现珍藏在烟台市档案馆。这些关档从开关当年起，由东海关税务司和英国驻烟台领事馆负责收集整理，然后发往英国，经英国有关机构编辑成册，再运回中国。可以说，这套档案是中国旧海关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套档案，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国家重点档案，档案中的文字大部分是英文，记载着东海关近100年的历史。

在《志稿》问世前，烟台曾先后出现过两部由个人编写的类似文献，其中部分内容直接摘选自东海关档案。

1910年前后，西方人史米德应芝罘俱乐部委托，以西方人视野，对烟台历史以及当时的社会现象作了汇总，写下题为《烟台历史一瞥》的调查报告。

作者开篇即表明：“我现在提交的这篇报告，则以讨巧的办法使用了大量的海关报告……”在报告结尾，史米德再次提及资料来源，“最后，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衷心感谢华来士先生，在我查阅烟台东海关报告的过程中，多次打扰他，但他每次都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我最大的帮助，最大程度地满足我的需要”。由此可见，东海关整理收藏的档案资料，对当时旅居烟台的西方人综合记述烟台的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烟台历史一瞥》调查报告问世十多年后的1923年，由旅居烟台的福建闽侯人郑千里，凭一己之力编纂出版了烟台第一部志书《烟台要览》（又名《烟台指南》）。作者郑千里在“本书引用图籍”一众书名中标有“东海关年报册”，藏本处为“东海关统计课”。志书在记述有关烟台经贸的重要篇章中，如贸易篇、税务篇、农产篇等，大量数据及交易规则细节则直接引用东海关年报册，仅烟台港进出口大宗货物净额一项，转载篇幅就达20多页。

当时烟台名义上行政隶属福山县，其时实际处于胶东军阀刘珍年统治下，福山县基本丧失了对该区域的管辖权。这种现实背景，似乎也是《志稿》编纂者放弃记录烟台商埠区的难言之隐。

多种因素导致县志“忽略”烟台

福山县历来缺少对烟台海口的有效管理，开埠后西方人入主东海关、登莱青道道署入迁及民国年间烟台设市规划，都不同程度地弱化了福山县对烟台的管理权。

早在清道光年间，福山及山东地方官府已就烟台海口税收数额与清廷各执一词。地方官员为减少上缴税银，反复强调烟台海口“向属荒僻之地”，船少利薄。出于利益需求，福山县在海口贸易出现之初便派驻税收机构，对前来靠泊船只征收税银，但从未做出对自然港湾及岸滩集市的改造规划。

光绪卅三年农历四月（1907年5月），登莱青道第十七任道员何彦升第二次任职。针对各国驻烟领事为达辟设租界目的提出的借口，即烟台街区脏乱差问题，按驻烟领事团提出的市容改造条件，从民间筹集资金实施开埠以来首次市区改造工程。这次大规模城市改造工程的主导机构是登莱青道，总指挥则是时任道员何彦升。对于这项涉及多国利益的工程策划与资金筹集，实事求是地说，福山县政府想办也办不成，只能履行部分地方职能。

从后来烟台港口初期改造工程经历看，除东海关主导的南北岸路工程及海关码头外，由华商筑建的东西岸路工程，其规划设计与资金筹集，始终由本埠华商组建不久的“大会”及后来的商会承担，鲜见福山县参与实施的记录。

1929年5月，烟台准备改区为市的实际行动，则进一步加快了商埠区正式脱离福山县行政范围的进展速度。是年，实际控制胶东地区的军阀刘珍年成立了烟台市政筹备处，任命刘效曾为处长。同年8月，新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以省政府名义，宣布烟台建立普通市。双方规划的都是普通市，只是市长人选不同，各自选调亲信。陈调元向当时的民国政府政务部呈报批准。当时的内政部以烟台设市不符合市组织法为据，予以否定。这种处置没能实际改变刘珍年以烟台为行政中心实控胶东的社会现实。烟台商埠区脱离福山行政版图，已是势在必行，指日可待。对于这种结果，不仅擅长情报搜集的东海关了如指掌，正在从事《志稿》编辑工作的人员也是心知肚明。

前有全面系统介绍商埠区的《烟台要览》出版发行，后有势在必行的设市行动，此时如何表述域内这处即将升格为市的城镇，是摆在编纂人员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志稿》主编于宗潼。

于宗潼，福山县湘河村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官至四川劝业道，因反对清廷向英、美、德、法出卖川汉、粤汉铁路权被罢官，1914年由故里迁烟，先后应聘经营药房、管理学堂、参与编修《山东通志》、应邀主编民国《福山县志稿》。这样一位久经历练的政界英才，对乡土时局形态自然是经纬分明，如何在自己担任总纂的志书中适当处置商埠区位置，他的心中自有思量。此时借东海关拒不配合修志工作的真凭实据，针贬民国政府延续清廷外包海关政策，以此充当缺编商埠区缘由。

早在晚清外包海关之初，朝野对此即有歧见。后来，民国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省，但海关关税仍控制在北洋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手中。在时任关务署署长张福运的建议和运作下，海关被纳入了政府管理体系，开始对海关管理现状进行改革，如停止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上平等、中外员工同工同酬、废除总税务司对海关关税的绝对处置权、关税不再存进汇丰银行而是置于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等。

从民国政府实施海关改革的发生时间看，与《志稿》编辑过程处于同期，《志稿》的申斥内容实际上是呼应了民国政府对海关的改革行动。

1933年10月16日，省辖烟台特别行政区正式宣告成立，从此结束了与福山县的隶属关系。此时距《志稿》问世不到两年。实践证明，编纂者通过揭示东海关处理驻地事务的霸凌行径，让后代读者能够从这独特视角，观察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其申诉内容，作为编纂者困境中力求完善的编排成果，起到了提升志书传世价值的作用。

感谢冷永超、李军、姜振友、杨潜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