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

“大瓶子”是我上世纪80年代在大杂院居住时的邻居。那时他二十三四岁，刚结婚不久，是码头的一名装卸工，长得人高马大，性格大大咧咧。他大名叫李永平，大伙儿通常叫他大平子，但叫来叫去，变成了“大瓶子”。他媳妇姓宿，在菜店工作，高高胖胖的，是个没心没肺的姑娘，烟台人习惯称此类女孩为“嫚大姑”（音）。两人体形与性格契合，又应了烟台另一句老话：天猫地狗，没错配两口。

如果看到邻居干活，自己可以帮忙而借故不去，不用别人说，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大瓶子”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遇到街坊邻居干着搬煤、搬粮、抬家具等一些重活，只要没事，他肯定会去搭把手；看到老人劈柴禾遇到硬碴儿，“大瓶子”也会过去，三下五除二，几斧子齐活。大杂院里人多，有的人用电炉子烧水做饭，电线老化，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负荷，保险丝“鼓了”是常事，不用别人招呼，都是他去换，即使是半夜，他也眯瞪着眼爬起来，打着手电去修。媳妇小宿也是热心人，邻居们如果事情多没时间买菜，她知道后，就会义务帮他们捎菜。

“大瓶子”家旁边是一对独居的七旬老人，老大爷姓杨，邻居都称呼杨爷爷、杨奶奶。两人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平时难得回来一趟。两位老人很节俭，屋里的灯泡瓦数很小，闪着幽幽的黄光，即使这样，有时也不舍得开灯。杨爷爷是院子里的坐地户。“大瓶子”虽然搬来才一年，但已经是邻居们眼里公认的好人。不过，杨爷爷对“大瓶子”有意见，杨奶奶有时也会在邻居中唠叨“大瓶子”的种种不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是他不拘小节。“大瓶子”工作辛苦，每天要装卸各种货物。一天下来，不仅累，而且身上也很脏，下班回家都要清洗一下。他家住两间房，窄巴。天好时，他便端着脸盆到门口清洗。两家门口紧挨着，杨奶奶是天津人，她的天津话味道十足：“（‘大瓶子’）洗完脸后，扑棱的水能把门口变成鸭巴子湾。”而且洗完了，他还顺手把盆里剩下的脏水一泼。夏天还好，冬天冷，夜里结冰，望着明晃晃的路，杨爷爷、杨奶奶一天都不敢出门。

第二条是“大瓶子”抽烟。按理说这不算大毛病，问题是他抽完烟随手扔烟蒂，有不少都扔到了杨爷爷家门口，老两口只得替他清扫。别看事小，但很伤人的感情。

第三条，也是老两口最不满意的一条，“大瓶子”小两口太闹腾。杨爷爷住在“大瓶子”隔壁，中间只隔一层薄薄的土坯，根本不隔音。咳嗽一声，对方都能听到。“大瓶子”三班倒，上白班尚好，但上二班或夜班时，不是夜里十点半动身，就是这个点回来。杨爷爷老两口昏昏沉沉刚有了几分睡意，忽拉巴（音，烟台方言，突然的意思）出了动静，肯定会受到惊扰。再加上人老了睡眠质量差，还患有心脏病、神经衰弱等多种老年病，这么一折腾，基本上一宿就不用合眼了。平时是这样，星期天总会好一些吧，但依然不消停。休班时，小两口不是看电视，就是洗衣服。他们家的洗衣机是烟台洗衣机总厂生产的蓝绿色的波花牌双缸洗衣机，洗衣服时，“忽隆忽隆”，声音特别大。黑白电视机也好不到哪儿去。老两口听到这些声音，能不烦吗？为此，杨奶奶找过小两口几次，“大瓶子”答应得好好的，但毕竟年轻，过一段时间，又忘到脖子后了。为此，老两口很头痛。

我们住的房子原本是泥地，不仅潮湿，还高低不平。时值改革开放不久，院子里不少人家将地面抹成了水泥地。彼时还没有专业的装修公司，干这样的活，要买来水泥和沙子，再请会瓦工的朋友帮忙。平房面积不大，一间也就十个八个平方米，两三间，一天工夫就干完了。临了，主人请朋友在家中喝顿酒就行。

后来，“大瓶子”家也张罗着抹水泥地。杨爷爷老两口看全院子的人都干这事，眼馋，杨奶奶颠着个小脚，到处参观，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还别说，她那双脚小得像把锥子，如果是平平的水泥地，走路肯定安全方便。杨奶奶跟“大瓶子”打听，“大瓶子”一听，拍着胸脯说：“这还不好说，一句话的事！”

说话容易，干起来却很麻烦，主要是杨爷爷老两口旧家具太多，老人都信奉“破家值万贯”，一件也不舍得扔。只见小宿穿上围裙，“大瓶子”光着脊梁，又搬又抬，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滴。地整好了，再把东西一件一件搬进去。有一天半夜，杨爷爷心脏病犯了。那时，百姓去医院还没有打120的习惯，小宿去菜店拉来地板车，小两口把杨爷爷送到医院，一直忙到天亮。杨爷爷住上院，小两口又打电话通知杨爷爷在外地的女儿。杨奶奶脚小，走路又慢又费劲，住院这几天，都是她做饭，由小宿送给杨大爷吃。这件事让两位老人彻底扭转了对小两口的看法。

天津人有炸“棒槌果子”（油条）的技艺，做的果子色泽金黄，外焦里嫩，十分好吃，杨奶奶专门做给小两口吃。事情就那么神奇，顺眼了，即使“大瓶子”偶尔闹出点动静，两位老人也不那么烦了。

过了几年，大院拆迁，我住到别处，再没见过“大瓶子”。别说，还真想他，也怀念住在大院那段时光。